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曰高阳。……帝喾,……玄嚣之孙,@⑥极之子也,曰高辛。……帝尧……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帝舜,@⑥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
《帝系》又进一步更加明确地将五帝之间编好了世系,言喾、尧都是玄嚣一系的后裔。而颛顼、舜则是黄帝子昌意一系的后裔。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五帝谱系:
┌昌意→颛顼→@⑥牛→舜
黄帝→│
└玄嚣→@⑥极→帝喾→尧
这一谱系的编构完成时间在战国后期,是春秋战国时代神话整合的结果,这个反映血统观念的历史化了的五帝系统,使上古始祖神兼天神双重身份的神话大神们完全丧失了神格与灵气,而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人间帝王。
在众多的远古神性英雄与始祖中,为什么单单选出这五位呢?徐旭生认为以上世俗的五帝“为齐鲁学者工作的结果”(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6页。)。此说颇有见地。但我们以为,除齐、 鲁学者为编造谱系的主力之外,也受当时的文化与政治形势所影响,因楚国的强大与楚文化向中原的传播,其祖先神颛顼也进入了这一五帝系统,但在上古神话中赫赫有名的炎帝却因其强大的后裔之国齐国为田姓所取代,却未进入五帝系统。原在东方的东夷集团中重要神性英雄太@⑦、少昊也全被排斥在外,唯有殷周之祖帝俊以帝喾的化身被接纳。尧与舜在春秋时代已被儒、墨二家所推崇,至战国时更成为远古明主贤君之典范,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选取对象。
在东方学者编构五帝系统之时,远居西垂的秦人在其文化领域之中也慢慢地形成了另一五帝系统。秦人嬴姓,自以为出自东方少昊集团,所以《史记·封禅书》云秦襄公被封为诸侯之始,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⑧,祠白帝。”随后又祠青帝太@⑦和炎帝、黄帝,从而奠定了少昊、炎帝、黄帝的牢固文化地位,至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中,补进了颛顼,从而凑成了与东方五帝系统相对应的另一帝系。《吕氏春秋·十二纪》云:
孟春之月,……其帝太@⑦,其神勾芒。
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季夏之月,……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
孟冬之月,……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这一帝系应该受到了前一种东方五帝系的影响,所以在东方五帝中又选出了颛顼,且将五帝配五时,使已世俗化了的五帝又“神气”起来,并改变东方五帝的同一血统而成为分权而治的割据局面。
五、
司马迁的选择——神话历史化的完成
战国时期东方世俗化的五帝系统,反映了人们对春秋以来诸侯纷争、四分五裂状况的不满,为了消除国与国之间的仇视与敌意,故而编造出以黄帝为宗祖的人类谱系,只不过是要说明:天下本是一家人。而秦人分而治之的五帝系统与这一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不知是秦人故意唱对台戏,还是为消灭六国制造舆论,它虽然恢复了五帝的一些神格,但因原本便带有宗教色彩,所以并不应算作是对神话的复兴之举。尤其是在被五行化之后,也消失了神话的特质。
西汉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在其《史记》中,为“通古今之变”,历述远古至西汉的历史,著“十二本纪”,首篇便是“五帝本纪”,其所选择的便是《五帝德》所写定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一系统,将中国的文明时代直推至黄帝时期。在《五帝本记》中,司马迁杂取了《左传》《国语》《世本》等先秦著作提供的材料,但主要承袭《尚书)与《五帝德》《帝系》等,加上自己的合理创造,使得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的出身、业绩、家世等全面而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宛然是真实而可信的历史。五帝的谱系大致如此:
┌玄嚣→@⑥极→帝喾→挚、尧
黄帝→│
└昌意→颛顼→穷蝉→舜
《五帝本纪》的写成,将远古神话彻底地历史化,且不留一点神话传说的痕迹,肯定了中国的人类历史是由黄帝一脉相传的。五帝的承袭建立在血统观念基础上,但也有德行的选择,是血统与道统的融合。它确立了中华民族以黄帝为始祖的民族意识,集中反映了汉帝国大一统的文化心理,标志着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