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了解中国古代神话的人，无不感叹古老神话的散佚与消亡，而追本求源，多归因于儒者的改造和史家的史化，便将孔子与司马迁视为“操刀”人和中国神话的戳灭者，表象虽然如此，然此论实非公允。孔子尽管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亦据神话传说作成“五帝本纪”，然而将神话纳归中国的历史系统，孔子非始作俑者，司马迁也非“罪魁”。正本清源，其来久远矣。中国的上古原始神话远没有形成统一的神系，始祖神兼天神的综合身份是古神话的一大特点，它包含着中国原始人类的“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古朴思维，也构成了中国神话历史化的一大契机。周人的天道观念，与《尚书》《左传》《国语》等典籍的历史化的记录，已慢慢地将神话、传说与历史融化为一体了。孔子、孟子、墨子诸人只不过是这场漫长的改塑运动中的推波者，而司马迁也仅仅是一个总结人物而已。
　　中国古代神话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自西周到西汉前后一千余年的漫长历史，集中地反映了华夏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天神兼始祖神——原始血统观念
　　在远自一百七十万年前，或许更早时期，我们的祖先们已作为“人”的身份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经过漫长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而逐次开启文明之光。在那茫茫的洪荒时期，一支支原始先民生活、奋斗在各自的地域之中，本是互不相干的，他们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代代传诵着自己的故事和氏族或部落英雄先祖们的业绩，虽然，在日后的部族征服、融合、移徙过程当中，这些远古的故事被改造、淡忘，或产生部族之间传说的交融，但他们却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各自的先祖，并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着以一个祖先为中心的后裔圈。先祖的事迹也浓缩着一个部族的故事，也就是那古老的神话传说。正是依靠这些原始神话，我们依稀可辨各个不同氏族的来源与彼此的血缘关系。
　　对血统观念的执著记忆，构成了中国古老神话的独特风格，使中国的古代神话中，始祖神与天神合而为一，人格与神格合而为一。由于氏族、部族之众多，致使各个部族都产生了各自的始祖神与中心神。于是在中国原始神话系统中，我们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个能统率神话传说中所有众神的至上神来，所以绝不能写出如“希腊神话传说”那样的完整神话故事，这是先天的，而非文明时代的人们用笔墨可以弥补的。
　　翻开保存原始神话最丰富的《山海经》，我们在“海经”与“荒经”中，仿佛看到了一部古老神系家谱的档案，它记录着一条条血统相传的部族史：
　　帝俊生禺＠①，禺＠①生淫梁。淫梁生番禹，是始为舟。番禹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海内经》）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大荒东经》）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洪水滔天。（《海内经》）
　　黄帝娶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
　　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大荒北经》）
　　帝舜生戏，戏生摇民。（《大荒东经》）
　　如此之类，俯拾皆是，不可一一赘举。有些氏族虽因种种原因而迁徙，且姓氏不同，但他们却能记住自己共同的祖先和部族的大神，因为这种血统观念，使原始神话中始祖神也兼有天神身份，所以帝俊、黄帝、炎帝等既是天神，也是始祖神。这种以血统观念为核心的“根”的意识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它不仅影响着三千多年的史官文化，也影响着传统政治观念和宗法制度。
　　各个部族在史前时代的杀伐中，终于冲出了一支强劲的夏部族，建立起了中国大地上第一个“国家”，以同一血统的代代相传，维系了几百年的“家天下”。殷灭夏而代之，易其制，奴其人，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夏的血统传递制度。在灭夏代政之后，这一来自东方部族的民族俨然以“优等”人自居，将自己的祖先推上至上神的地位，而在历代君主名字前均冠以“帝”字，视为天地间的活生生的神灵。《尚书·盘庚》云：“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将自己的先祖视为神后。又云：“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上帝”即其祖先，将保佑殷民族恢复其“高祖”的品格与能力，使殷王室重新获得战无不胜的力量。可见在殷人眼中，天神即为其始祖神，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出现高祖俊，而俊则是神话传说中的天神。正因这种血统意识，殷人自以为有天神（始祖）的保护，才有恃无恐，当西伯文王大肆扩张领土而威胁殷人利益时，纣王却毫不畏惧，声称“我生不有命在天！”（注：《尚书·西伯戡黎》。）相信自己的先祖——上帝是万万不会帮助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