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周人的天道观——道统对血统的补济
　　殷人所恃之天神上帝并没有使殷人国祚永存，周人最终将“帝子”翦取而代之。建立政权的周人对殷人自命为帝子之说十分不服气，也无法接受，所以便创造出“天命”观，对“帝子”说加以改造。在周人的文献之中，虽有时也杂用“帝”字，但多数则称“天”字。对此，刘起＠②先生曾做过一个统计，云：《周书》诸诰，包括五诰及《梓材》《君＠③》《多士》《多方》等篇，共用“天”字112次， 但也同时用“帝”字25次；《周易》卜辞用“天”字17次，用帝字1次； 《诗》中神意之“天”用106次，“帝”字用38次； 而金文中亦“天”字多于“帝”字。（注：《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61—262页。）
　　从统计数据来看，周人用“天”字远远比用“帝”字多。与殷人在甲骨文中唯有“帝”字为至上神相比，乃一大转变。
　　周人以“天”代“帝”的改造，实为中国古代神话历史化的又一大契机。在起初，周人虽也曾追述自己的先祖后稷是姜＠④“履帝武敏”所生（注：《诗经·大雅·生民》。），也曾说“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注：《诗经·大雅·文王》。）但是在后天的有意改造中，殷人的“上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而虚幻的“天命”却进入了周人的文化系统之中，在这里，我们见不到神格英雄，远古的部族始祖神（包括后稷）从头到脚地变成了有血有肉、有德有行的人化始祖，仅仅保留了一点点感生的尾巴。
　　周人的“天德”观念不仅使远古神话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蜕变，而且在殷人的血统观念基础上补充了道德观念，影响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史官心理，也是春秋战国之际神话的文化改塑运动的先驱。
　　孔子曾以独具之慧眼透视殷周的文化差别，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注：《礼记·表记》。）可谓一语破的。由尊神事鬼到近人而远神，是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却是神话末途的悲哀。
　　三、禅让说产生——诸神退位
　　西周的相对安定稳固并没有像周之先人们所设想的那样长久，后嗣之主也没有秉承先祖近人尚德之古训。文、武二王与周公仗钺征伐天下的余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荡然无存，五霸代起，诸侯相争，复使周主名存而实亡。于是在周人天德观念的土壤中滋生出了“禅让说”的思想，从而引起了春秋战国之际的神话大改塑运动。
　　“禅让说”的鼓吹者当推儒、墨二家，其思想基础当是“尚贤”论。二家“尚贤”观虽有质的差别，但推崇以德治天下，有德者居天下，这是一致的。二家的初衷虽然都希望尚贤、用德，平息社会纷争，但也无不包含着对东周以来统治无力的不满。
　　禅让说反映出改革三代以来家天下的政治体制的要求，主张有德者有天下，无德者失天下，推崇圣贤君王。暴虐无德者可诛可杀，有德圣主应以天下为重，无偏无私，不以天下为己有，选天下之能继任者而推举之。为了能使自己的学说行之于世，他们将眼光投到渺茫难知的远古时代，虚造出尧、舜、禹相互禅让的荒诞故事，以欺瞒世人，哄得人们相信，这便是后人所说的“托古改制”。
　　为了显得真实，他们笔下的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当然不能以神的面目和身份出现，而应是实实在在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于是神话世界中的众天神纷纷改头换面，尽脱神气，衣冠楚楚地坐到人间帝王的宝座上了，黄帝再也没有了四张脸，也不再是神话中能统帅、驱使禽兽的善战英雄（注：见《列子·黄帝篇》。）。为配合禅让说，人们伪托编造了尧、舜之书《尧典》与《皋陶谟》等，在《尧典》之中，一切远古神话中的天神均变成了圣贤，屈身而为人臣，帝俊之妻生十日的羲和成了尧“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掌历之官，东海流波之山的神兽夔变成了尧的乐官，稷、契、皋陶、垂、益分别成了尧的农官、司徒、法官、掌管工巧之官和虞官，真是一时间人才济济，君圣臣贤，天下英才尽聚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