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印度河文明瓦解，恒河流域出现了许多王国，印度的居民、生产、城市和商业的主要集中于此。这里的季风雨保证了更充分的灌溉，形成肥沃的冲积土壤，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生产潜力的区域[4]。

　　随着主要生产方式由流动的游牧经济到固定的农业经济的转变，恒河流域的人口增长了好几倍，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的是自然资源与人类生存之间的矛盾，森林被加速砍伐，自然资源日益枯竭，在人与自然矛盾的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由此带来的是战争、干旱和连年不断的饥荒，下层人民面临着接二连三的灾难。而婆罗门上层却无视民间疾苦，仍然向农民征收大量的赋税，并且一如既往地屠宰牛等牲畜，以满足其食欲。当时的肉类产品主要分散在小户居民中饲养，牛往往是一家一户中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但为了献祭神灵需要屠杀大量的牛，然而，一旦剥夺了作为小家小户重要财产的牛，对大多数贫苦人家来说，就基本上等于剥夺了其全部财产，所以不愿意献出牛作为贡物的人越来越多。

　　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原有社会阶层的经济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刹帝利、吠舍大商人、富裕农业主与婆罗门上层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反婆罗门教的社会思潮随之兴起[5]。上层社会反婆罗门教的思潮与下层群众反对任意屠宰牲畜的要求相结合，形成了对婆罗门僧侣特权的巨大冲击，从而产生了印度社会第一个倡导不杀生的宗教——佛教。佛祖乔答摩·悉达多主张人们通过冥想，而不是仪式和祈祷来达到拯救的目的；同时，他谴责夺取动物和人的生命的行径，反对动物牺牲。同一时期，印度还兴起了几种类似的倡导不杀生的宗教。公元前三世纪时期，孔雀王朝创建者旃陀罗笈多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改宗佛教后，佛教在全印度受到特别的优待，不杀生和吃斋的风气逐渐盛行起来。

　　作为一种反对婆罗门特权的新宗教，佛教在印度获得了较快发展，有取代婆罗门主导地位的势头，但是土生土长的婆罗门教并没有消亡，而是在危机中不断调整着自己，到了公元八世纪，婆罗门教发展成为印度教，并战胜佛教重新在印度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关于印度教取得最终胜利的原因，十九世纪后期的伟大的梵文学者密特拉(Rajandra Mitra)在1872年写道：当婆罗门信徒们不得不同强调并且成功地废止了所有牺牲的佛教相竞争时，他们发现尊重动物生命的教义异常强大也异常流行，根本无法战胜它，于是他们就渐渐地、不知不觉地采纳了这种教义，让它看起来好像是他们原有教义的一部分似的。印度教紧跟潮流产生了变化，多元崇拜变为一元崇拜，楼陀罗成为至上之神，又吸纳了很多当时受到民众信奉的流行的教义，其中就包括佛教的大部分教义，这些变化导致原来小部分贵族崇拜的婆罗门教过渡到了大众性的印度教，而禁止杀生则成了印度教教义的重要内容。

　　从杀生到不杀生，印度教用了一千多年完成了信仰上的转变，这时的印度教信徒认为神灵们是不吃肉的，《梨俱吠陀》中那些描述牺牲献祭的文字只不过是隐喻的和象征性的动作[6]，推翻了《梨俱吠陀》中对动物牺牲的迷信，采纳了不杀生的原则。为了更好的传播信仰，吸纳信徒，在不断吸收借鉴其它教义的调整过程中，印度教教义的改革者鉴于由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的印度瘤牛的不可替代性，把跟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牛的现实地位提到神灵的高度，牛奶代替牛肉成为印度教仪式上的主要食物，拥有了神灵化身的牛在现实生活中则具备了不可屠杀性和“为所欲为”性，牛崇拜的观念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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