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的面世让人嘘唏，让人不忍卒看。

　　让我们先来说说邙山，这条横亘在洛阳北部的低矮山脉，东西绵延100多公里，这里水深土厚，黄土层深达一二百米。山南有伊水、洛水自西向东贯穿洛阳。古人死后崇尚入土为安，对墓地的选择极为讲究，最好的墓葬地形为“蹬山枕河”，邙山正中此意，因此上成了逝者入土的风水宝地。历代以来，无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甚至贩夫走卒，都将邙山作为自己长眠的理想所在。洛阳俗语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又有“邙山无卧牛之地”之说，可见邙山墓葬之多。唐王建诗云“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

　　“洛阳北门北邙道，丧车辚辚入秋草，车前齐唱薤露歌，高坟新起日峨峨。”读这样的诗句心情是沉重的，但只有这样沉重的心情才能迎合唐三彩最初的出土面世，只不过伴随它的，不是辚辚的车声和低沉的挽歌，而是镐锨的纷乱的和人声的嘈杂。

　　清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1899年，清政府修筑连接洛阳和开封的洛汴铁路，也就是今天陇海铁路，路基开挖到洛阳北邙山的时候，随着工人的镐挖锨翻，一座座古代墓葬遇路而破，一件件随葬文物重见天日。慕葬里的宝器是惹人眼红的，引得大批的盗墓者和古董商人蜂拥而来，这中间发生过多少起你争我抢的恶斗，演绎出多少贪婪和邪恶的故事，现在已无法一一探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自此以后，那些以往长眠地下，寂寞但又安静地享受着岁月流逝的妄者和他们的随葬爱物，再无宁日。金器、银器、玉器、掘墓者的最爱，至于那些或人或物或器皿造型的上了釉的陶瓷，虽然花花绿绿，但引不起人的兴趣，又因为是随葬的冥器，掘墓者更对它嗤之以鼻，唯恐挨上沾上晦气。于是，掘墓者在寻找其他宝物的过程中，或无意，或故意地将它扔在一边，将它踢碎，打烂。现在想来，当初那些对唐三彩不屑一顾的掘墓者，在后来得知他们扔掉的，他们踢碎打烂的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时，会不会后悔得只想一头撞死。

　　云集洛阳的古董商人也闻讯而至，他们也摸不清这花花绿绿的东西到底是啥玩意儿，但毕竟是古墓里出来的东西 ，有那么多的珍宝奇物相伴，估计也不会是多坏的东西，扔了，是有点可惜。他们拿上那些侥幸未被打碎的陶瓷，再把地上的碎片归拢归拢，包起来，带到了北京的古玩市场。

　　初到北京的釉陶也是不被重视的，它被摆在古玩摊上最偏僻的角落，有多少双眼睛从它身上一扫而过，有多少双脚步在它身前略加注足便又匆匆远去。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两个人，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名满天下的学者大师。

　　两位大师初见唐三彩的情景，现今已无法得知。我们可以想象这样，有一天吧，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两位大师中的一个或两个，心情好了，工作闲了，就出来溜溜了，这溜着溜着，就到了古玩市场了。抱着目的或者 不抱目的的转悠中，眼睛就停在那古玩摊上的釉陶了，心里咯噔了一下，这是啥东西，就蹲下身子，拿起一件细细端详起来，这一端详不要紧，手颤了，心也颤了，以他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他们知道，手中这花花绿绿的玩意儿，绝对不是一般的东西。

　　两位大师后来都发表了对这些釉陶的看法。罗振玉先生在《古冥器图录》的序言中指出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巨大，“古明器见于人间之始，是时海内外好古之士尚无知之者。”大师言出，惊天动地，这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陶器开始名扬四海，身价倍增，并且有了自己的名字“唐三彩”，盖因它始烧与唐代，釉色又以黄、绿、红三彩为主。

　　说来奇怪，当时最先看中唐三彩的并不是中国的古董商人，反倒是外国的收藏家， 罗振玉曾说“顾中朝士夫无留意者，海外人士争相购之”。这些海外收藏家被唐三彩生动传神的造型，神秘变幻的釉色和俑雍容华贵的气质深深吸引，不惜一代价，想方设法进行抢购，偷运和走私。

　　邙山墓葬的灭顶之灾也来了，一时间，商人，掮客，军阀、土匪，本地人、外地人，中国人、外国人，各色人等云集洛阳，他们来自不同地方，但都怀着同样的龌龊心理，那就是，挖开洛阳的古墓葬，拿走里面的唐三彩，转手出卖发大财。第十五辑《洛阳文史资料》上有一则文章，名字叫《洛阳古玩行史话》，文中说到当时洛阳盗墓业的“兴盛”，“每日田里人们来往如梭，老幼皆赴，盛于赶庙会，而且日夜不休。挖掘现场，触目皆是。摊贩林立，帐棚遍设。古玩收购商人，不绝于途。耕地被践踏，田禾被毁。洛阳古物大量被摧毁破坏以此时为最甚。每日成交额，往往达数千元甚至数万元不等。”

　　千军万马战邙山，众人皆为三彩狂，很快，邙山被挖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十墓九空，好端端一座历代墓葬的宝库成了盗贼肆虐的烂场，刚见天日的唐三彩又遭受了狂风暴雨式的摧毁。这景况，不知道远在北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大师听说了没有，如果听说了，我想，他们肯定如当初把唐三彩当作破砖烂瓦扔掉打碎的掘墓者一样，也会把肠子悔青的，后悔当初不该把唐三彩的国宝身份公之于众。

　　唐朝自高宗李渊开创帝国开始，经过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和玄宗李隆基等男女统治者的励精图治，100余年的时间里，逐渐繁荣昌盛，尤其是进入8世纪以后的唐玄宗时期，更是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史无前例的鼎盛时期。这个时候的大唐帝国国家统一，地域辽阔，政治开明，经济发达，文化开放，对外交流频繁，史称盛唐，诗人杜甫在《忆昔》诗描述当时的社会面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闭眼一想，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向往的欣欣向荣的社会景象啊！富得流油的物质生活造成了整个社会尤其是上层官僚贵人生活上的穷奢极欲，他们生前极尽奢靡铺张之能事，死后阴间也要继续享受极乐之福，“事死事，如生事”，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社会上开始流行厚葬之风，这种风气从社会的上层开始，而后下移，逐渐波及社会底层与民间，最后风行全国，为了死者归天后的荣光无限，生者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者有之，甚至为此倾家荡产者有之。《旧唐书。舆服志》对此有精彩描述，“近来王公百官，竟为厚葬，偶人偶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慕，破产倾资，风俗流行，遂下兼士庶。”

　　厚葬之风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史料记载，唐朝中央政府设“门下省”，门下省下辖的“甄官署”专门负责皇亲国戚陵墓所需的明器。《唐六典》曰：“甄官令堂供琢石陶土之事。……凡丧葬，则供其明器之属。”而对于随葬明器的数量，根据官职大小不同，中央政府也有明确的规定，3品以上官员陪葬明器90件，5品至3品69件，9品至5品40件。

　　在这样的风尚和制度的推动下，作为陪葬明器的主要物种，唐三彩的烧制得到了空前发展，官窑私窑遍地开花，熊熊炉火将大唐天空映照得辉煌灿烂，数不清的三彩坯体被投入窑中，又在烧成后被拿出来，随着辚辚的丧车声到达挖好的墓地，被埋入深深的地下。

　　除了厚葬之风的刺激，盛唐时期对外交流的空前发达也对唐三彩的发展推波助澜。大唐帝国鼎盛时期，与世界上70余个国家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唐都长安城内，行行走在街道衢巷间的不但有中国人，还有不同肤色不服饰的外国人，僧侣、学生、艺术家、商人------“万国衣冠朝长安”形容再为贴切不过。通过从东、西两京出发的丝绸之路，唐三彩作为大唐盛世象征的珍奇艺术品之一，被骆驮驮着，被海船装着，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到中亚、西亚等广大地区，成为那里上流社会摩娑把玩的心爱之物。现代考古中，埃及、伊拉克、朝鲜和日本等地都有大量的唐三彩被挖掘出土。唐三彩风靡天下时，一些国家倾幕她的绝代风采，还造窑仿烧，著名如伊朗的“波斯三彩”、朝鲜的“新罗三彩”和日本的“奈良三彩”，这些三彩斑斓陆离，各具特色，但上面都能看出唐三彩的迷人风韵。

　　与此同时，多国文化齐汇大唐又造成了唐三彩的气象万千，变幻多端。沿着丝绸之路传入的各种工艺技术、珍奇异物、宝相花纹，乃至文化理念，都成为唐三彩学习和摹仿的对象，吸收和借鉴众多的文化精髓，唐三彩在设计、造型、品种等方面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在唐三彩这座艺术的大花园里，百花齐放，花花艳秀，蜂蝶争舞，个个翩翩，让人目不暇接，心醉神迷。

　　需要说明的是，唐三彩作为明器随葬是他的主要功能，但并不是唯一功能，在唐朝社会里，由于三彩的瑰丽多姿和雍容华贵，它还被作为宗教用品来使用，河南巩县黄冶村出土的唐三彩烧窑遗址及河北内丘县邢窑遗址中出土的三彩器物中，就有素烧的罗汉头和佛龛。尤为典型的是，1985年5月5日，在西安临潼唐代庆山寺遗址的塔底地宫中，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盛唐佛教文物，其中除了盛唐佛骨舍利的金棺银椁和舍利宝帐等稀世珍宝外，还包括世人首次发现的三彩护法狮子和3件唐三彩盘，其中中盘上放置一个三彩南瓜，显然是供佛所用。

　　唐三彩一个重要的实际用遇是制造建筑材料，多彩琉璃大明宫、华清宫、洛阳东都皇城等重要的唐代宫殿遗址中，都有发现。

　　仔细梳理唐三彩的发展历程，从诞生到衰亡，大致有以下脉络，唐初至武则天执政前，是唐三彩烧制的起步时期，这时候的陶器，准确地说还不能是三彩，只能称为“一彩”，因为其多为单一色釉而不是色彩斑斓的三彩，品种较为单一。从武则天称帝到唐玄宗统治时期，即公元8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的盛唐时代，唐三彩烧制花得长足发展并到达顶峰，花色品种之多，做工造型之细腻，人物表现之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唐王朝的强势国运一样，雄风浩荡，鬼叹神惊。可惜，这种好景没有持续多长，到了8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的“安史之乱”，随着安禄山和史思明大军的铁蹄肆虐，随着唐玄宗避乱入蜀栈道中凄切的雨霖铃声，唐王朝的政权基础已经彻底动摇，政治经济状况江河日下，唐三彩也成了英雄穷途，美人迟暮，这位风光一时的一代陶王终于铅华尽去，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只留地下一片璀璨的记忆，等待千年后的发现者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