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魏国著《法经》

    著名学者傅斯年在介绍先秦时期的区域文化时说：“儒、墨以鲁为中心，儒家传播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源于南方楚、陈、宋，后北上于齐。法家源于三晋，成就于秦。阴阳家从燕发端，在齐拓展。周、卫则盛产纵横家。”所谓三晋，是指春秋时期的晋国后来分裂成了韩、赵、魏三国。韩国国土包括今河南省中西部和山西省东南部，赵国国土包括今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南部。魏国夹在韩、赵之间，部分国土环绕韩国，支离破碎，都城先在安邑（今运城市夏县），后迁至大梁（今开封市），其国土主体在河南省北部，即今开封、新乡、安阳一带。三晋是法家文化的策源地。春秋时，晋国执政赵鞅、荀寅在率军驻扎在汝滨时，“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晋国第一次将正式制定的成文法以铸鼎的方式公布于众，这也是文献所载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成文法典。

    战国时期，李悝、慎到、申不害分别成为魏、赵、韩三国的变法主将。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兼用儒法，开始变革，先后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其中，李悝的变法运动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李悝的改革措施集中在经济和法律方面。经济上“尽地力之教”，“必杂五种，以备灾害”，也即是间作套种；实施“平籴法”，国家丰年收购余粮来平抑粮价、灾年救灾。在法律方面，就是“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法经》共6篇，依次为《盗》、《贼》、《网》、《捕》、《杂》、《具》。李悝的《法经》是现今确知的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基本具备了现代刑法体系（总则统帅分则）的雏形。后来，“商君受之以相秦”，以《法经》为蓝本制定了《秦律》，汉朝萧何又根据《秦律》制定了《九章律》，只是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了3篇。中国的法律制度历代相承，直到《大清律例》都是和《法经》一脉相承，有着内在的契合。所以说，《法经》是中国古代成文法的源头。

    包拯权知开封府

    北宋的开封府作为位居首都的“天下首府”，宋太宗、宋真宗、宋钦宗3位皇帝即位之前都曾在这里当过府尹，并且先后有寇准、包拯、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蔡襄、苏颂、曾公亮、宗泽等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在此任职。在这些人物当中，最出名的当数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29岁中举，景佑四年（公元1037年）39岁出任天长县县令，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知端州，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被调往京城，历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京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加封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外调，先后知扬州、庐州、池州。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调回，权知开封府，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之后历任权御史中丞兼理检使、权三司使、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等，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在任上去世。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包拯在法律上主要有三大功绩：一是“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在中国古代，衙门大门是不对老百姓开放的，那些衙役胥吏就可以趁机盘剥，想进衙门的大门就必须先送他们银子，而没钱的人家连衙门口都进不去，甭提告状了。包拯的这一改革可谓正中要害，根除了积弊，大大方便了平民百姓的诉讼。二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拯性峭直，恶吏苛刻”。传说包拯不苟言笑，京师“人以包公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以至于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俗语。三是为官清廉。其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其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吾孙也”，都反映出了包拯的这一性格。史书记载：“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还记载，包公“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不仅自己不贪不占，生活简朴，而且不为亲戚朋友谋求任何利益。

    包公案中，有历史明确记载的只有“牛舌案”。后来，在话本、章回小说、戏曲和民间故事当中，包拯故事就出现了《狸猫换太子》、《陈州放粮》、《铡美案》等敷衍作品。这些多不是历史事实，但是它们都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徇私枉法、官官相护的憎恨和对清正廉明、大公无私的向往。“包公故事”为大家所喜闻乐见，是民间文艺的精华。

    包拯在元、明时期，随着话本、戏曲的流行而家喻户晓。包拯也在民间获得了很多绰号和俗称，比如“包黑子”、“包待制”、“包龙图”、“包相爷”、“包公”、“包大人”、“老包”、“包青天”、“包家”、“黄河清”等，在戏曲当中，包拯一角又叫“黑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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