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1193号周墓出土大量西周早期青铜器，轰动史学界。其中铸有“令克侯于匽”的同铭罍、盉各一件最为珍贵，被称为克罍、克盉，现存北京博物馆。
    从“令克侯于匽”句式上看，“匽”已经存在。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燕国之地在周之前有叫“匽”的方国，而只有河之南有个“匽”国。再者，铭文是“令克侯于匽”而不是“令大保（“大”古通太，即太保召公，下同）侯于匽”，即使“克”是召公长子，武王灭纣，不可能不封召公而先封其子，由此断定“令克侯于匽”，只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克罍在北京出土，只能证明匽国后来确实迁徙到了今北京。
    清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七件青铜器，其中大保鼎内壁上有“大保铸”三字铭文，金石学家认定，大保鼎以及“梁山七器”中的大保簋、大保卣等都是召公铸造的，这些重器正是召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关于“七器”如何会在梁山出土？一些专家认为召公逐北途经梁山，“遂有诸燕器出土梁山之事”，“大保七器出土于寿张梁山，地居北上燕土的中途，则未始不可能正因召公追逐北逃的王子禄父，而其后裔徙封于燕”等说法。试问，召公尚在去北燕途中，七器之一的宪鼎铭文“在匽”是在哪个匽？只有用河南郾城的郾才能说得通。宪鼎铭文曰：“隹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侯易宪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宝尊彝，宪万年子子孙孙宝光用大保。”铭文大意是说：“九月上旬的辛酉日，宪在匽地，匽侯赐宪贝与金，宪为传扬匽侯的恩赏，特作召伯父辛（召公奭）宝尊彝器，宪将子孙累世铭记大保（召公）的恩赏。”宪鼎证明，此时大保召公已是郾侯，并在郾地赏赐宪金贝。历史上召公从未到过“北燕”之郾地，此器铁证召公始封地就是河南郾城。
    再谈谈七器之一的大保簋铭文：“王伐录子圣，摣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泳（迎）大保，易（赐）休余（徐）土，用兹彝对命。”意思是说：周成王讨伐录子国叫圣的国君，因病返回，成王命令太保召公出征继续讨伐，召公谨遵王命凯旋，成王亲自迎接召公，并赏赐徐国土地给他，特制作彝器铭记此事。郭沫若认为：“录”应读为“六”，地望在今安徽六安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如果召公当时的封地不是在郾城召陵一带与徐国相邻，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赐封徐土则不太可能。
    那么北燕之郾国何时从河南迁来？这个问题，北京社科院副院长常征在其《释〈大保鼎〉》一文中讲得很明白：“燕侯召公奭作为成王太保，是平定山西唐人之乱的周军统帅。他在成王八年平定唐乱后，十年东出河北，抚定北方。”“召公进抵今徕水、易县边界之永阳乡即《太平寰宇记》所说‘废沫水县’，并未派兵深入，以示对冀北、松辽、朝鲜半岛众多的诸侯不加侵夺。由于他采取了‘服近怀远’的开明政策，又由于驻地邶伯（殷人方伯）和从行的箕子帮助，远方诸侯皆相率纳款。”“召公与这些诸侯会盟并承王命封建箕子之国于朝鲜二水间（朝水即今潮河，鲜水为唐山陡河古名）使为‘朝鲜侯’，自则回朝主政，成王即迁封燕国于北方，由召公长子‘太子癸’继燕侯位（见《堇鼎》），其旧封燕国河南郾城、召陵，即作为召公居官之采邑，由其次子一系领有。”
    匽侯旨鼎、宪鼎和克罍、克盉上的“匽”字，是目前所知最早加匸的“妟”字。《说文》解：“匽，匿也。从匸妟聲。”为什么将“妟”加匸为“匽”，带上隐匿之意？这里有必要做一解释。
    武王灭商，封纣的儿子武庚在殷都故地以安商民。武王又把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封殷都周围，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武王病死，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辅政代行王事。周公专权，“三监”疑其有不臣之心，于是勾结武庚作乱，史称“三监之乱”。《尚书·金縢》载：“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之后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