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加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宋代，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或出于招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露。如熙宁三年八月，宋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但同时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王安石曾向宋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意思是，胥吏工资太低不够花，所以才向百姓克扣索贿，给他们发点工资，让他们知道自重，就不会贪污了，地方政府就会达到清廉的效果。 
    王安石未免太过天真和乐观。“仓法”刚刚实施时，胥吏确实惧怕法度，况且工资优厚，所以贪污受贿的情况有所收敛。可惜好景不长，能洁身自爱的官员太少了。据《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中的记载，“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更严重的是，即使有“厚禄”，但贪婪的官员并不满足，因为厚禄没有贪污钱财来得又多又快。连王安石也不得不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 
    宋代李新在《上皇帝万言书》中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可见贪者之多。宋代有名的巨奸有好几个，如王钦若、丁渭、蔡京、秦桧、丁大全、贾似道，而其中最贪婪、最狡猾、罪恶最大的莫过于秦桧。他在宋高宗朝，两踞相位，前后独掌大权达19年。这19年间，他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致富可敌国。《宋史·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可见数额之巨。 
    蔡京也是奢侈无度。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蔡家饮食的奢侈靡费。有人在汴梁买了一个女人做妾，据说这人是蔡京家做包子的厨娘。一天，主人让她做包子，她却说不会。主人问她，作为蔡太师家包子厨的厨娘为什么不会做包子时，该女子回答说：“我是包子厨房里专门切葱丝的人。”切葱丝都有专门的佣人，想象一下厨房里该有多少奴仆？ 
    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保障并提高其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事实证明，宋代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