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天禧元年，宰相王旦年已六旬，再次恳请真宗皇帝允许自己辞官回乡安享晚年。皇帝赵恒决心为这位两朝老臣提供一项优厚的退休待遇，以表达对功臣的嘉赏和体恤。从23岁中进士以后，王旦这位北宋名臣已经为国家效力37年。朝中官员，多由他提拔举荐，包括名动天下的宰相寇准。当时王旦年老体衰，无法继续为政事忧心劳力。他多次提出辞职，但皇帝认为朝政离不开这位老臣，不予批准，特许他五日一上朝，凡遇大事则入朝参议。到了天禧元年，王旦实在坚持不住了。这一年年初，他被加封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复加太尉兼侍中。但是当王旦戴着这诸多头衔去面见皇帝时，已经要左右搀扶上殿。赵恒只好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说：“朕刚要将大事托付给你，而你竟病成了这样，如之奈何？” 
    为了优恤老臣，赵恒决定给王旦一个特殊待遇。虽然王旦辞去了宰相之职，但太尉和玉清昭应宫使的职位仍然保留，不必管理具体事务，只是挂名，可以每年领取相当于宰相规格一半的俸禄。宋真宗让王旦退休之后仍为玉清昭应宫使，遂确定“祠禄”制度，即高官退休，可挂名管理皇家道观的虚职，领取俸禄，所谓“佚老优贤”。他们并不需要管理道教事务，甚至可以远离职位，自由居住生活。王旦退休的当年九月初十，便病逝家中。宋真宗赵恒亲临祭奠，宣布三日不上朝，京城十日不许奏乐。王旦被追赠为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他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学生十余人被授官，丧期满后诸子又各进一官。 
    这是宋朝优待官员的“恩荫”制度，即官员致仕，可以“恩荫”子弟门客，授给他们低级的官衔。有的官员没有子弟，便将“子弟门客”的身份标价出售。令宋真宗始料未及的是，这一项本来是破格优待的制度，迅速成为理所当然的惯例，并且越来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使得北宋无法革除的冗官之弊雪上加霜。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曾说，他掌管淮南20个州，每年上缴中央的财税有3亿文，这么多税收仅仅只够养活在洛阳城中养老的一小撮致仕大臣而已。 
    北宋有规定，失职或者犯罪的官员不能享受退休后的“恩养”，但是这种限制很快形同废纸。官员的贪渎成为常事。由于官员无论怎样都能享受退休后的俸禄，北宋的吏治和官场风气越发败坏。 
    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加薪 
    北宋实行官员高薪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宋徽宗，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加俸禄。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薪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