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唐代的石窟寺艺术，国内外的学者们便会自然地想到敦煌与龙门。相对于关中地区零散的唐代石窟造像来讲，敦煌与龙门的艺术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也全面、系统化。敦煌地处甘肃省最西端，是丝绸之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唐帝国的西疆重镇。这种偏僻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的艺术内涵必然是大量汲取着中原文化的养份，比较忠实地再现唐朝政治与文化、宗教中心的范本模式。龙门的地位就比敦煌显要多了，它位于今洛阳市南１３公里的伊水两岸，而洛阳地区早在４９４年至５３４年就曾经是北魏晚期的政治、文化、佛教中心，并且造就了龙门石窟中占总数三分之一的石窟雕刻品。在东魏、西魏与北齐、北周的战乱纷争之际，洛阳一带的佛教文化迅速衰落了，隋炀帝虽然曾一度将洛阳建成了东都，但龙门石窟的造像事业仍是处在低潮阶段而没有起色。唐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１），秦王李世民平定了割据洛阳的军阀王世充，放火焚毁了隋朝东都洛阳的乾阳殿、则天门及阙，并废掉了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无疑又再次压制了洛阳佛教的发展。

     贞观六年（６３２），李世民将洛阳作为自己的行宫，号称为“洛阳宫”，可视为洛阳佛教事业再兴的前兆。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执政时期（６５０至７０４年），洛阳佛教才真正进入了极盛期。显庆二年（６５７　，唐高宗李治首次来到洛阳，同年十月，就诏令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从此以后，李治在位期间，他曾经九次来往于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共寓居洛阳达１１年零３个月。显庆四年，李治还诏迎法门寺的护国真身释迦佛指舍利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还特意为舍利制造了金棺银椁。６８４年，武则天执政后，立即改东都洛阳为“神都”。６８８年，她又在神都立了唐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一如西京长安太庙之仪。６９０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实际上在武则天执政期间，洛阳已经成为全国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了。

   武则天对洛阳有特殊地偏爱，她总共寓居洛阳达４９年之久。在此期间，朝野上下又特别重视佛法，当时的佛教大师如义净、神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等人都曾经受到了武则天的优礼，他们传法译经的主要地区也在洛阳。高宗麟德元年６６４　，沙门静泰就在洛阳撰写成了《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五卷，对后世的佛经编目工作产生过重要影响。洛阳佛授记寺还是当时的一个译经中心，华严宗的法藏、印度僧人慧智，以及义净等高僧大德们均活动于该寺，奉敕编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１５卷的明?就是佛授记寺的僧人。再加上武则天对佛法极端地推崇，终于使洛阳的佛教成为全国之冠。武则天授命怀义上演的伪造《大云经疏》之剧，以及制作超巨型的佛像，都是在洛阳完成的。一时间，地处伊水两岸的龙门石窟就成了唐王朝皇室的开窟造像中心区域，上自皇帝、皇后、太子、亲王、公主，下至朝廷显贵、黎民百姓，纷纷来到这个风景秀丽的河畔山崖间，出资镌刻佛像，以寄托自己和亲人们的各种祈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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