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级产生，基础是具备资本原始积累的必要条件，即社会批量地出现、形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和财富在社会少数人群中的高度集中。就原始资本积累的两个必要条件而言，我国在宋代便已具备，国家土地允许买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已经采取租佃形式，佃农已成为国家编户。仁宗天圣年间（公元1023年~1031年）的诏书规定农民交清当年租税后可与地主商议去留，地主不得“抑勒”“拦占”；违者，农民可向官府起诉。继而又标定“新法”，作了更有利于佃户摆脱土地束缚和地主控制而身获自由、游离于工商业的法律规定。农奴人身自由的获得，即大批量社会自由劳动者的具备，宋在11世纪上半叶已实现，而欧洲原始资本积累具备时间最早的意大利北部中部，则晚两个世纪。宋帝诏书颁行全国，而意大利农奴获得人身自由仅出现于中、北部的蕞尔之地。同时，宋代的巨额钱财也在社会的富极迅速积累。真宗时宰相王旦称：“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例如其后仁宗时潭州湘潭县富商李迁，经商谋利，每年收入几千万。必要条件具备，以此为基础的新生事物必然出现。宋代私营手工业作坊、私营冶铁制瓷等行业十分兴旺，行会、夜市、草市、纸币（交子）出现。宋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居于文明最前列的国家，经济文化最为发达。董立章认为，我国先于欧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必然的，是历史的真实。 
    但蒙古铁骑南下，席卷神州，对宋朝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农田的圈占、马匹的搜刮与农民的奴隶化、农奴化是对农业生产力的毁灭性摧残，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夭折。董立章认为，如果没有两宋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经元代近百年的落后统治，仅经明前期近百年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至中期难以竟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对宋代社会的影响 
    宋代资本主义萌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从而引起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而宋代在这些领域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构成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率先萌芽的标志。 
    坊市旧制的打破。坊市制，是中国古代官府对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从西周到唐代，城市建制的格局一直是市（商业区）与坊（汉代称里，即住宅区）分设，市内不住家，坊内不设店肆。北宋时期，由于商业的高度繁荣，东京旧时的封建坊市格局已被打破，同时还打破了城郭的限制。原旧城门外或城郭附近，形成了草市——定期性贸易区。日积月累，草市设立了不少店铺，成为交易兴隆的贸易场所，形成繁华街区。宋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不予干预。东京以外的许多城市，由于近郊草市的发展而逐渐成为重要的工商业都市。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1085年），宋各地镇市近2000个。封建坊市旧制的打破、城镇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工商业蓬勃发展的结果，也是市民阶级在宋代形成的标志。 
    市民阶级经济、政治要求的提出。新生市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在宋代已经产生。挽救国家危机的各种主张及变法运动，反映了这种新旧阶级的矛盾斗争。宋仁宗时范仲淹推行“新政”，其中“明黑出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都具有抑减冗官、选贤用能性质。宋代上自宰相下到县吏不少都经营工商，谋取大利。真宗之后，代表大地主兼大工商者利益的官员陆续上疏，要求国家放宽专卖，放任自由贸易，实行“不抑兼并”的真宗既定国策，以抑裁冗官冗兵来挽救国家危机而不触及地主兼工商者们的经济利益，如此种种主张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市民阶级的利益。这是资本主义新兴力量反抗封建制度的反映。王安石变法依靠国家的力量，打击、损害和限制方兴未艾的原始资本积累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维护中小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最终因反对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