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不仅在其内部突破了坊市分离的旧体制，商业空前繁荣，而且对于区域性市场体系的构建、带动农村商品经济和周边地区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作用汇聚到一起，表明宋代城市的综合经济功能大大增强了。与前代相比，宋代的城市已经不仅是政治的堡垒、军事的据点，而且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意义明显提高，其带动的能力大大增强。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工商业者队伍的壮大和城市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使得社会经济格局在表现出一种从城乡对立和分离走向城乡一体发展趋势的同时，也扩大了城乡间的分工。 
    资本主义萌芽出现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究竟产生于何时，一直是学术界多年争论的问题。除大部分人认同的“明清说 ”之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发于宋，夭折于元，至明中叶重新萌发。其根据就是宋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已经完成，丝织业、煤炭采掘、冶金、制瓷、造纸、造船、渔盐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董立章2001年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宋代资本主义萌芽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唐代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已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花蕾在部分手工业作坊出现。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辽宋夏金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历史学家漆侠指出：“宋以前已经有了与农业相脱离的纺织作坊。《太平广记》记载唐代宋州何明远家有织机六七百张，这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大型的纺织作坊。元稹《织妇词》中的荆州贡绫户，也是专门从事丝织的家庭作坊。这类与农业相脱离的纺织作坊经过晚唐五代而有了不小的发展……到宋代，这类纺织作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宋代手工业有官营、私营两大基本类型。二者既存在矛盾，又相互促进。官府作坊规模较大、分工细密、原料充裕，所以工匠多为技艺高超的熟练手工业者，因而官府作坊对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对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产品已被改进的技术及先进的生产内部分工、工艺流程所影响，并得到广泛传播。后者的传播属于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传播。这种传播促进私营手工业各生产部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并导致生产关系的质变，引发新生市民阶级——半成熟态资产阶级的批量产生。漆侠据《文献通考》《宋会要》等传世文献推断：“宋代全国机户当在10万户上下，也许更多一些，而这一数字约占总户数的0.5%~0.7%。这是宋代丝织业生产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充分说明了宋代的丝织业在当时是世界最为发达的。
    漆侠指出，与农业相脱离的纺织手工业（机户）的发展，是我国纺织手工业发展史中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在这个发展中，机户的生产已经是商品性质的生产，不论它采取的是什么形式，是家庭作坊还是非家庭作坊，都具有这种性质。他认为，考察这些机户生产的性质，不能单纯地从织机的多少加以判定，主要是考察机户与纺织生产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即使是家庭作坊，除家庭成员为生产者之外，以雇用生产者的方式进行织作，它就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宋代纺织作坊中，不仅有家庭成员组成的，也有非家庭成员——‘客作儿’参加，他们同作坊的所有者即‘作坊主’之间形成了雇主与‘佣夫’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改变，如果作坊主与‘佣夫’雇工之间形成一种雇佣性质的货币关系，资本主义的因素或幼芽就会在这类作坊（即使家庭作坊）中萌生出来。” 
    宋代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发生在丝织业，而且发生在煤炭采掘业、冶金业和烧瓷、造船、造纸等手工业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商贸领域。董立章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以封建社会中各种手工业与商业的高度发展为基础，而这一基础在封建社会中的奠定，则必然导致商品货币经济的初步形成，其标志就是市民阶级全行业性形成。在近代资本主义大型采掘业发展之前，宋代在当时世界上的采掘业、冶铸业中都居首位。其中冶铁产量为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5倍，约相当于18世纪包括俄国西部在内的欧洲的铁产量。如此规模的钢铁冶铸，再加上宋代造船、制瓷、造纸、盐茶及金、银、铅、锡其他矿冶的发达，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宋代已经出现。铁产量仅相当于宋朝1/5的英国，当时市民阶级的力量能够掀起一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这足以证明宋代中国市民阶级不仅已经产生，且已初具规模。铁产量与宋朝相匹的18世纪欧洲早已先后创立资本主义国家，这也足以说明我国宋代市民阶级已经形成，并已有全面的初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