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我国历史上处于封建社会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虽然北宋建国后有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对峙，积贫积弱成为宋政权的明显特征，但宋代的经济却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商品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客观上促使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宋代萌发，但因蒙古铁骑南下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夭折，至明中叶而重新萌发。但如果没有两宋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初步形成，经元代近百年的落后统治，仅经明前期近百年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至中期难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宋代城市经济发达 
    仔细看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你会发现这幅传世名画，对北宋东京城（今开封）的繁华作了逼真而细致的描绘：只见汴河两岸、城门内外，大小店铺、作坊、酒楼茶肆鳞次栉比，高高挂起的招牌、广告，堆积如山的南北货物琳琅满目。虹桥附近尤为热闹，行商摊贩、拉车挑担，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很是热闹。城内的大型集市规模空前，各类商品，无所不有。 
    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到北宋时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由于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加之为解决战争和“岁币”造成的财政困难，政府很重视商业，所以北宋城市商业有了新的发展。其表现在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政府允许工商业者“纳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 
    从全国商税收入来看，北宋至道（公元995年~997年）、景德年间（公元1004年~1007年），每年商税收入在四百万贯以上，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时收一千二百多万贯，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增加到二千二百多万贯。宋以前的商税没有这么多。这一时期，统治者大改以往重农抑商政策，开始农商并重，大力发展商业，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政府商税收入的增长。从市场等级来看，北宋时第一等市场有三处：成都、兴元和东京，每年商税收入，成都八十九万贯、兴元和东京各超过四十万贯。第二等市场五处，每年商税各在二十万贯以上。从沿海对外贸易城市来看，宋代海外贸易发达，沿海对外贸易城市设市舶司来管理。市舶司从唐中叶开始，初仅设广州一地，到宋代则设有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秀州、温州、江阴八处出海口，均设市舶司来管理。市舶税率虽不大，仅值十抽一，但因政府独占，所以利益甚大。从城市人口来看，北宋时全国都市人口在20万以上的，有长沙、东京、京兆府（西安）、杭州、福州、泉州六处。从城市手工业的情况来看，北宋城市中手工业作坊分工很细，趋向专业化。当时京城内手工业作坊有金银铺、饼店、包子铺等，饼店中又分油饼店、胡饼店。《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可见手工业人数之多。 
    从城市商业的规模来看，北宋时都市商业繁盛，规模超越前代，如孟元老描写的都城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繁荣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人口超过100万，鼎盛时期人口120万~150万，是国际化大都市。城中店铺6400多家，中心街道称作御街，宽200步，路两边是御廊。北宋政府改变了周、秦、汉、唐时期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不得在指定的市坊以外从事买卖活动的旧规矩，允许市民在御廊开店设铺和沿街做买卖。为活跃经济文化生活，还放宽了宵禁，城门关得很晚、开得很早。御街上每隔二三百步设一个军巡铺，铺中的防隅巡警白天维持交通秩序，疏导人流车流，夜间警卫官府商宅，防盗、防火、防止意外事故。北宋时期，汴河、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等河流横贯东京城，将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一带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抵东京，从而使开封处于“天下之枢”“万国咸通”的有利位置。东京城的商业更是繁荣，坊市合一的城市布局，夜市、瓦肆和定期市场贸易的形成，成为商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当时的居民在东京城中五方杂处，面街而居，打破旧日坊墙的约束，将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桥头巷口，形成“南河北市”的繁荣市场。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京城之内还出现了一批富商大贾，“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官僚、贵族也争相开店，古代官场以商为耻的思想，已被冲荡得干干净净。在一些街区还存在夜市，如马行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有许多酒楼、餐馆通宵营业。《清明上河图》真实地反映了东京商业街的面貌。东京城的城市文化生活日趋丰富，文艺活动的专门场所开始形成。当时东京城内最突出的娱乐场所是瓦子勾栏。瓦子勾栏的伎艺有说书、小唱、杂剧、讲史、小说、散乐、舞蹈、影戏、杂技等，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