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说起来，宋朝有过一些儒将，然而像张亢这样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真正投身军伍并带兵出没战场者却并不多见。可比肩者不过有上官正、景泰、刘平、郭谘等数人，但无疑以张亢事迹最为突出，堪称儒将代表。就张亢从军及仕宦经历来看，却令人感到宋朝对文臣从军角色的期待，与漠视其前途和归宿之间的矛盾，纵是具有良将之才也盖莫能外。

        这就要追溯到宋朝开国以来的根子。唐末五代武夫悍将称雄，兵变不已，宋太祖登基后，遂厉行收兵权。自宋太宗进一步钳制武将以来，猜忌、防范将帅掌权，已成执政集团的共识。清人王船山指出：宋朝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这话当然不无偏激之处，文臣也非都贪生怕死。到了宋真宗朝，特别是宋仁宗朝，逐步实施“以文驭武”的举措，就是中央军事决策归文官大臣，前线作战也由文臣指挥武将。这就对文官士大夫们赋予更大的责任，也形成了对文臣投身军职的某种期许，肩负儒家治国理念和道德标准的文士统军应当更符合宋朝的长远利益。宋仁宗朝与西夏大规模战争爆发后，由于武臣的精神和素质状态普遍欠佳，将帅乏人，这种要求就更显得紧迫。于是，宋廷鼓励文臣转换武官，可是因为长期文尊武卑氛围的影响，效果不明显，主动响应者寥寥。

        张亢满怀“功名自在马上取”的志向投军，不曾想却置身于矛盾复杂的环境之中。先是，从军久了其身份便与武夫无异，遭到文臣轻视，似乎已是非我族类。其率直的性情也往往成为讥讽的把柄。有一事可以说明。军卒出身的杨景宗因有外戚背景，官至观察使了，仍横暴无赖，动辄挥棒打人，绰号“杨骨槌”。一天，杨景宗对张亢的哥哥张奎说：你兄弟十分可爱，只是性子粗疏。张奎听罢怏怏不悦，回家后就指责张亢：你本是士人，服膺名教，不知干了何等事，竟让“杨骨槌”那般俗人也嫌你粗疏。此外，作为前线将帅竟不能享有足够的自主权，处处受到各种条规的牵制约束，不仅“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无人理睬，甚至一些文官大臣也能随意打击报复。看起来，朝廷虽有用儒将统军的深刻用心，但缺乏有力保障举措，以至于一些官员拘泥常规条令，致使借重儒将的深意流于形式。

        宋廷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怪圈，既不能信任武夫悍将，放手其指挥用兵，而对于文臣出身的儒将，竟同样无法信赖，最终也不能给予晋身坦途。张亢归宿固然可悲，其前后又有谁人因此显达？宋朝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看似与当政者的初衷背离，其实关键依然在于内敛型执政集团对兵权的过分控制，与保守政治下官僚主流意识中的墨守成规有关。岁月流转，南宋时边防更为残破，名士叶适痛心疾首：本朝过分汲取唐末五代兵祸教训，所以定制规矩，“细者愈细，密者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而又大力推崇儒术文教，以至于“人心日柔，士气日惰，人才日弱”。这就部分道出了以张亢为代表的儒将无奈归宿的原因所在。由此，不觉使人想到宋代诗人张孝祥《六州歌头》中“念腰中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的词句。

        1061年初秋的一天，在徐州城里，临终前的张亢是否后悔过选择从军之路，是否反思过自己儒将角色的意义，是否流露过壮志未酬的遗憾？这些都已不得而知。唯一清楚的史实是，张亢不是怀着无比的军功殊荣入土为安，而是带着许多的指责离开人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