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抑武的影响

        北宋时期出现朝廷有意提高文臣地位、降低武将的政治地位，并通过文臣来压制武将的政策，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赵氏帝王出于保全皇位传承子孙万代之目的；另一方面强大的士大夫集团为重建封建秩序和维护其既得利益，防止武人得势，而竭力维护、强化崇文抑武政策的执行。从其实际效果来看，确实达到了扩大统治基础，防止藩镇割据的目的。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贯穿整个北宋的基本国策，重文抑武政策的实施给当时社会和以后历史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北宋重文政策推动了民智的开化和教育的普及，促成了读书办学的风气。宋朝人读书求知之风之浓，在我国封建社会实属罕见。不但帝王带头读书，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都认为读书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范仲淹寄语乡里的诗中，就号召“乡人莫相羡，教子苦诗书”。“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文化教育不再为豪门望族所垄断，也不再是通都大邑文人墨客的专利。北宋中期以后，公私学校林立，书院讲学盛行。据统计,宋代书院达到397所，其中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都是兴于北宋。北宋州县学在其发展兴盛时，规模之大、学生之多也远过于前代。唐代学生最多时，全国共有63070人。而宋徽宗大观年间,仅州县学生就有16.7万余人，超过唐代10万之多。《三字经》、《百家姓》等孩童的启蒙普及读本开始通行。在当时世界上，宋朝的文化教育水平应是非常高的。

        北宋重文政策大大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使得宋代在科技、文学与史学等领域，都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繁荣的时期，这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也指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载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北宋政府以高官厚禄网罗了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批人讲学立论、著书立说，促使地主阶级思想文化的勃兴。仅《宋史·艺文志》中所收录的书目，就有8卷，这还远不能反映两宋时代的书籍之多。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所编成的《崇文总目》，所收录的书目就达60卷之巨，到南宋孝宗淳熙与宁宗嘉定年间先后编成《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二者合起来共100卷之多，两书目合计共录书59429卷,足见两宋时代的书籍之多。

        在文学艺术与史学方面，宋代也取得巨大成就：散文方面，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家在宋代；宋词的成就，更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块瑰宝；宋代话本的出现，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开启了明、清时代白话小说发展高潮的序幕。宋代的史学，也以各种新体裁史书的编纂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著称，对后代史学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现行《二十四史》中，有三部为宋人所修，即《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新唐书》；同时，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294卷，开启了宋、元、明、清的“通鉴学”之先河；袁枢编《资治通鉴纪事本末》42卷，开创了中国史书的新体例——“纪事本末体”；李焘历时40年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朱熹修《资治通鉴纲目》59卷、郑樵的《通志》200卷，这都是中国古代史籍的经典之作。

        在自然科学方面，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引以为荣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在宋代发明或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的，这三项发明都对后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数学、天文学、医药学等领域，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重文抑武国策也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宋朝重文抑武政策实施所产生的导向效应，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的重武轻文的社会心理，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心理。北宋诸帝防范武臣专权，选用武将，采取“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的方针，打击良将、重用庸将，导致军队将领整体的作战能力下降，同时，庸将当权影响了军队指挥与管理，进而造成整个北宋军事实力的下降。这严重影响北宋的军事实力。纵观北宋边疆之争，宋与辽战，宋屡战屡败；宋与夏战，宋也是败多胜少，失去了外交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