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立国的，因此他对武将、军人掌权的危险有清醒认识。再加上五代时期国家被将领所左右的历史经验，所以赵匡胤立国之后非常重视对武将的限制，确立了以儒立国、重文抑武的国策。重文抑武这一基本国策开创了文官政府新时代，文官制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使宋代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但也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和国防实力，造成武力积弱的局面。 

        削弱武将权力

        建隆二年，一天晚朝结束后，赵匡胤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喝到酒酣耳热之际，他突然屏退侍从，推心置腹地向他们诉起了衷肠。他说：“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我是到不了今天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是，做皇帝太艰难了，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从来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石守信等人听了，忙问这是什么缘故。赵匡胤不慌不忙地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的位，谁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人听出了话中之音，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赵匡胤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的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

        一席话，软中带硬，将领们知道自己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顿时冷汗淋漓，一边流泪，一边叩头，请赵匡胤给他们指一条明路。赵匡胤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所有追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些金钱，多些享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困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多买些良田美宅，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伎舞女，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我再同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赵匡胤已经把话讲得这样明白，只得俯首听命，表示感谢赵匡胤的恩德。第二天，侍卫亲军司马步兵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张令铎、殿前司副都点检高怀德、都指挥使王审琦等，都上表声称自己有病，要求解除军职，赵匡胤欣然同意，罢去他们禁军职务，到地方上去任节度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北宋建国后，一改唐末五代之重武风尚，实施重文抑武政策。重文抑武，“武”并不是指军队和武事，而是统领军队的武臣或武将。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深知军队的重要性，削夺武将权力使军队归己掌握。剥夺武将权力，首先从禁军入手。赵匡胤首先降低禁军武将的政治地位。宋太祖开国后，沿袭后周兵制，禁军由殿前司军和侍卫司军组成，设5个最高军职：殿前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侍卫马步军都虞侯。当时，禁军最高长官殿前都点检不但为正二品，而且与文臣宰相处于相同官阶，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官阶也仅次于宰相。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方式，禁军5个最高军职被废。宋太祖将禁军两司分成三司：殿前司、侍卫马司、侍卫步司。三司均设置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其中，殿前都指挥使从二品，副都指挥使为正四品，而侍卫马、步两司的都指挥使和副都指挥使仅为正五品，三司的都虞侯仅为从五品。赵匡胤处心积虑地废除两司的5个最高军职，而代之以品秩较低的9个三司长官掌军，其意图十分明显——降低武将地位。北宋除了将禁军的最高军职品秩降低外，武臣的品位在整个官品中官阶也相对降低了。宋初，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为武阶之最高者。宋中叶后，重文抑武进一步加强，武将官品下降。节度使降为从三品，节度观察使为正四品，观察使为正五品，防御使、团练使、诸州刺史为从五品。节度使本是武官的最高职衔，到宋朝时已不再是武将的专利，而成为宗室、外戚及前宰相、执政的加衔。因此，对于武官来说官品降低了。相反，文臣最高官职中书令和尚书令为正一品。这一降一升的结果是大大降低了武将的政治地位。

        除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掌握禁军指挥权的几个高级将领的兵权外，赵匡胤还任用中级将领分掌禁军，但不授予调兵发兵权；设置枢密院以掌握调兵发兵权，但枢密院无权直接掌握军队，其所发一兵一卒都必须有皇帝的命令。这样，禁军的兵权实际上是掌握在皇帝手里，这就改变自中唐以来禁军高级将领手握重兵、尾大不掉的现状。接着，他又将矛头对准地方武将——藩镇。对于五代以来盘踞一方的部分强大节度使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同时，北宋中央采取削减辖区、剥夺司法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等措施，极大削弱了地方藩镇的权力。通过这些措施，宋代统治者把禁军以及原来藩镇掌握的诸多权力逐步收归中央，事权的归一极大限度地抑制了武将，唐末、五代那种专制一方甲兵、钱谷、司法权的藩镇就不复存在了。

        将武将的权力收归中央后，宋朝统治者还对带兵出战的武将进行限权。古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历朝名将均能享受这一权力，唯独北宋武将不能。整个宋朝，只有狄青平南时能专权，而狄青在北宋武将中如鹤立鸡群和其悲惨际遇，也体现了北宋重文抑武政策实施之严。宋代沿用了唐代的宦官监军。宋太祖即位后，差遣宦官充当监军借以削弱主帅兵权。如宋太祖进攻北汉时，宦官窦神宝、李神公式从征；曹彬伐江南，又派宦官王继恩率兵会讨，遂成制度。宋太宗即位后，实行“将从中御”，赋予监军们更大的监督权，纵容他们在军中胡作非为。监军设置泛滥成为武将行动的掣肘，在北宋酿成多幕悲剧。宋太宗第二次征辽期间，名将杨业被监军王公式逼死。除纵容监军外，宋代帝王还喜欢自绘阵图，亲授作战方案，闭门造车。宋代特设一种官叫做“走马承受公事”，其职责是负责传递皇帝各种军令，担任这种职务的多是内侍。本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北宋的将领在外作战，凡事都要请示朝廷，在前线作战的将领如果不依照皇帝的阵图打仗，失败了要罪加一等，即使打胜了也不一定能得到奖励。这在其他朝代看来是匪夷所思，而在宋朝则是稀松平常之事。为配合这一政策的有效实施，宋朝廷往往任用那些“谨慎能御下”的平庸将领，对那些有勇有谋的武将多加压制，呼延赞、杨业等抗辽名将的悲惨遭遇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