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臣礼遇有加

        宋太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刻了一块誓约石碑，每当有新皇帝继位，朝拜完太庙之后，必须打开封闭的夹室默诵誓词，除了一个不识字的宦官，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正因为如此，只有历任皇帝才知道誓约内容。直到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兵攻占东京（今开封），为了搜罗战败赔款，曾打开皇宫的所有宫门，将太庙和宫廷的祭祀礼器席卷而去，人们才看到此碑。宋太祖在誓碑上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祖碑誓”。

        宋代统治者对文官的礼遇是其前后各朝所无法相比的。立国之初，宋太祖就立定了不轻杀大臣与言官的“祖宗家法”。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曾说过：“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因此，宋代除了周怀政等叛逆、谋反的“不贰之臣”和宋初的少数贪官污吏外，其余时期，文官们罕有被刀斧之刑者，一般都是贬黜地方，但俸禄照旧。罪大者也不过贬谪到边远州军安置，过岭（大庾岭）、过海（琼州海峡）算是最严重的处置，但仍然可以做官食禄。而武将则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恩赐”，比如一代名将岳飞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的。

        宋代统治者在政治上对武臣防范极严，动辄生疑惧。反之，如果文官犯罪、贪赃，则是姑息迁就，松之又松，甚至根本不予查处。开国元勋、文官之首的赵普，私自接受钱公式贿赂，而赵匡胤却是一笑了之。宋代文官在退休（即致仕）后，还可依条例荫补子孙为官,并且皇帝还会为主动请求致仕的文官设筵饯行，赐诗题字。每逢重大节礼活动，如祀明堂、封泰山、为皇帝祝寿等，朝廷还常常聘请已致仕的高级文官前来参加。

        除了政治上的优待以外，宋朝廷还在经济上给予文官们极为优厚的待遇，文官的俸禄相当高，可以说已经达到“高薪养廉”的地步。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每月的俸钱就达300贯，足够买上等良田百亩以上。此外还有冬春服装、随从人员的费用等。高官如此，低级官员也不差，主簿、县尉等官每月俸钱也有7贯以上，还有两三石的禄粟。根据宋史研究专家何忠礼先生考证，北宋前期，在通常年景下，每斗米的价格在30文到60文的范围内波动。按常人的消费量论，每人每天需食米1.5升，再加上每人副食品支出10文左右，如果按平均值每斗米价45文计算，一个文官每月平均用在“吃上”的费用大约为425文。最低级的文官县尉的最低月俸按7贯计算，养活一个10口之家绰绰有余，况且他每月还有至少2石（即200升，可供5人食用1个月）的禄粟。这么一来，高级文官的俸禄之厚也就可想而知之了。而当时的武将，最高级别的，即三衙之首的殿前司每月只有30贯的俸禄，只相当于文官中一个知县的水平；而低级武将诸如虞侯等每月仅有3贯的正俸。也就是说光凭月俸,一名低级武将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别说解决其家人的吃喝了。除此之外,尚有各种名目的恩例，每次数量之多，令人咂舌。宋代宗法思想盛行，一人当官，便往往会有许多亲属聚集在其周围，少则数十人，多则二三十人、甚至四五十人，全靠当官的一人来养活。苏轼从黄州贬官至汝州时，随从者20余人。王安石在其《上执政书》中，也称自己内外数十口。这几十口人都是靠他养活的。

        宋代的文官不仅任职时经济待遇很高，就是其致仕后经济待遇也是不低的。宋代不但给致仕官半禄，而且发放原有体料衣赐一半。宋太宗淳化元年五月,诏令正式规定：“应曾任文武职事官，恩许致仕者,并给半俸，以他物充，于所在州县支给。”职事官致仕后领取半禄，至此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在规定的体禄、职钱外，宋代文官特别是高级文官致仕时或致仕后，皇帝还往往特赐钱物，这也是致仕文官生活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咸平四年五月，时翰林士、吏部郎中知制浩朱昂致仕，宋真宗不仅下诏“可给全俸”，还赐银200两、帛300匹，并给归乡释券。元丰年间，曾任参知政事的元绛告老还乡，宋神宗赐他白金千两。平时，每遇大礼、皇帝登基及庆寿等重大活动时，恩及百官，除为致仕官晋升官资外，还赏赐礼物。逢年过节，则诏令各州县为当地的致仕官送羊、酒、粟、帛等。少数官员居住在京师，皇帝还特赐生日礼物等。宋代武将品阶既低（武将之首三衙长官不过正五品），又颇不受皇帝重视，由皇帝赏赐的其他额外收入很少，所以宋代的武将在经济方面的待遇与文官比起来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在情感上，宋代统治者对其文官的礼遇都是历朝各代所不曾见的，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清代学者赵翼就有句著名的评论：“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礼遇与优给俸禄相结合，培养了宋代文官实践儒家思想的道德自律精神，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唯恐朝廷的弊政引起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因此，宋代的许多文官都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这种思想促使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关心国事、关注民生加入文官队伍，为发展文官制度、支持赵宋政权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正所谓“国朝之待臣甚厚，养吏甚优，此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乐于为用，盖以有养其身而因其心也”。赵翼也称：“（宋代）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公式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唯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赵宋王朝一贯实行文治，“以文制武”，厚待文官，使得很多士人都愿意为朝廷效力，于是文官队伍急剧膨胀。面对如此庞杂而又人数众多的文官队伍，朝廷必须拥有一整套关于文官的录取、任用、考核、奖惩等等的规范与制度，即文官制度。宋代文官人数多、水平高，又竭尽全力地为朝廷服务，这又反过来促进文官制度的进一步改进与完善。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最终促使宋代文官制度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开创了文官政府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