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掌握大权

        皇公式四年，宋仁宗欲升狄青为枢密副使，御史中丞五举正、左司谏贾黯及御史韩赞等人便纷纷上奏反对，列出了狄青出身行伍、四夷轻蔑朝廷、大臣耻于与之为伍、动摇人心及破坏祖宗成规等“五不可”的理由。之后，狄青率军平定侬智高之乱，取得自统一以来宋朝边境战争最大的胜利。宋仁宗不顾宰相庞籍等官员的激烈反对，将狄青升为枢密使。狄青在任枢密使4年中，处处受文臣节制，还遭来无数流言蜚语。后来，在文臣欧阳修、刘敞、吕景初等人的附会日食征兆轮流极谏下，宋仁宗不得不将狄青调外任。狄青至任所不过半年，便郁闷而死，时年仅50岁。

        宋朝的重文抑武政策不仅表现为文臣与文士政治地位相对于前朝明显抬高，武将地位相对于前朝则不断下降而且权力遭到极大限制。更重要的是，宋朝帝王依靠或利用文臣来压制武臣，实施以文驭武的策略。因而虽同在一朝，文臣与武将的地位却极不平等。

        北宋政府以文抑武政策首先表现为中央掌兵机构逐渐为文臣控制。作为中央的掌兵机构，其权力掌握在武将手中应是正常现象，反之则是不正常现象。枢密院是北宋的中央掌兵机构，其长官枢密使从后汉开始一般由武将担任，北宋初沿后周制，以武将掌枢密院。但自赵普任枢密使以后，这一军事最高长官逐渐由文官担任。有人对北宋枢密院的正副官员的文武出身进行统计，枢密院正职共85人次，其中文职出身者63人次，占总人数比例的74.2%；武职出身者22人次，仅占总人数比例的25.8%。枢密院副职共143人次，其中文职出身120人次，占总人数比例的83.9%；武职出身者23人次，仅占总人数比例的16.1%。自宋仁宗朝始，枢密院正职中文官人数大大超过武官人数，宋英宗朝开始枢密院正职由文官单独主掌。由此可见，在北宋中央掌兵机构枢密院的演进中，武将与文臣的势力是互为消长的。一方面，武臣逐渐从中淡出，另一方面是文臣在枢密院的影响愈来愈大，成为决定力量，武臣在枢密院的话语权必定不断遭到文臣的蚕食。文臣与武将在政权中的这种权势占有的演变，正是北宋重文抑武政策的鲜明体现。

        其次，地方武将权力也为文臣所侵占。地方上，文臣代替武臣任知州，“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不久，宋太祖“置诸路转运使……即令文臣权知所在场务，凡一路之财，置转运使掌之”，剥夺了节度使的财政大权。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政、财权尽归于文臣，由皇帝直接领导。

        陆续派文臣知州事，逐步剥夺禁军将领和地方节度使的军政大权之后，宋朝廷又加强了对监督权和司法权的控制。建隆三年十二月,宋太祖诏“诸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与主簿同”，由初登科第的进士们担任。鉴于“五代以来，领节旄为郡守者，大抵武夫悍卒，皆不知书，必自署亲吏代判，郡政一以委之，多擅权不法”，乾德三年三月收回了节度使和州郡长吏任用军校、僚佐为幕职官的权力。唐末以来，诸州府任牙校为马步军都虞侯及判官，掌狱断，多草菅人命。开宝六年七月，太祖下诏：“改马步院为司寇院，以新及第进士、‘九经’、‘五经’及选人资序相当者为司寇参军。”自此，从两使职官到判司簿尉的所有幕职、州县官全改由朝廷从选人中委任。

        宋仁宗时，战场上的指挥权也交给了文臣。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韩琦、庞籍、王沿负责指挥对夏战事。正如北宋神宗时任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的刘挚所说：“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摩。”通过文臣，宋廷将中央的权势伸入到地方和军队，各种权力包括行政权、财税权、基层官员的任免权、司法权、征兵权等权力都由文臣掌握，武将在政治上的权势遭到文臣的蚕食。

        为了改善军队将领的素质，北宋通过武举制度选择武将。宋仁宗天圣八年起“试书判拔萃及武举人”，武举成为制度。武举取士人数远不如科举取文士人数。在中选者任职方面，武举人也远不如高中科第的文人。北宋武举中选后，分三等授官。其中“策、武艺俱优为右班殿直（正九品）”，这与科举进士授大理寺承（正八品）形成鲜明的反差。就连北宋官员考核升迁制度，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重文抑武倾向。事实上，由于北宋统治机构为文人所控制,武将在实际政治活动中遭受的压制必定比表面的政策要大得多。由此可见，北宋确实存在重文抑武政策，文臣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突然大幅度降低。

        宋朝采取了一系列重文抑武政策，使社会上产生了与前朝截然相反的重文轻武的社会心理，认为当文官有出息、当军人没出息。因而，当时的人们多以读书做官为荣，以习武从军为耻。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申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民间流行的俗语则是：“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