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康熙后，台湾的官员多为从福建选调。因为台湾岛扼东南门户，所以调往台湾任职的官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

　　公元1872年，陈星聚以“守洁才优，实心任事，在闽年久，熟悉海疆”，被上级奏请荐为台湾府淡水厅同知。第二年，陈星聚东渡海峡，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段岁月。

　　淡水厅同知，全称为台湾府淡水厅抚民同知，正五品。当时的淡水厅，所辖区域北到基隆，南到嘉义，淡水厅同知，实际上是北台湾地区的最高行政官员。

　　陈星聚到任淡水时，面对的最棘手问题是治安。当时，淡水治安状况非常差，尤其是盘踞在三角湾等地的土匪吴阿来及其弟吴阿富等，“肆毒居民，几无暇日”。据台湾《苗栗县志》（苗栗县原属淡水厅）记载，陈星聚的前任曾几次围剿这群土匪，但因台湾山区地势险要，瘴气弥漫，均徒而无功。

　　陈星聚决心从缉匪擒盗入手，稳定当地治安。1876年5月，吴阿富率土匪掳掠居民，被当地乡勇用火铳击毙。吴阿来得知弟弟的死讯后，迁怒村民，率领几千名土匪包围了芎村、中村和七庄村三个村子，在围攻不克后，断绝了这3个村子的水源。3个村庄的百姓连忙派人突围出去，向淡水厅告急。

　　陈星聚得知消息后，觉得这是剿灭这伙土匪的良机，忙会同游击乐文祥等发兵围剿。大军随即开进，吴阿来得知消息后，逃亡鸡笼山，陈星聚指挥大军紧紧追击，擒获吴阿来的同伙邱阿郎等人。吴阿来依靠险要地形，抗拒官兵，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当时恰逢雨季，士兵叫苦不迭，都恳求陈星聚能暂时退兵，等雨季过后再行进剿。但陈星聚不为所动：“会天霖雨，匪徒多受病，必擒之。”我们受苦，敌人也受苦，狭路相逢勇者胜，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了。果然，到第七日，官兵再次攻打山寨，“擒获吴阿来，械至竹堑，斩于市曹。由是，鸡笼山平”。

　　在平定匪患的同时，陈星聚一方面鼓励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和海上捕捞，一方面发展商业和教育，不仅添设了义塾，多收了生员，还为原有书院增加了经费。为补教育经费之不足，他又筹银生息，“议筹番银二千圆，交殷绅生息，每届乡试，视厅属应试之人数多少，将所入利息照数分摊，至今，子士犹沾润焉。”

　　《苗栗县志》对陈星聚称赞有加：“居官廉洁，省约自奉。治民，一以爱恤为心；而待于士，则尤厚。”

　　卖地筹资 “开府台北”

　　2009年年底，我的同事李红军曾随“中原文化宝岛行”代表团赴台湾采访，两度驻足台北。

　　“我在台北的时间很短，就两个晚上，但就接触而言，陈星聚在台北留下的印记实在是太……”说至动情处，这位厚重河南的老记者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整个台北城就是在这位河南人的手里构筑起来的，台北城东门景福门保存得相当完好，那都是陈星聚带人修建的。”

　　宝岛之行也让李红军颇为遗憾，未去台湾前，就听说临颍有陈星聚祠堂，但行程太紧，未能去拜访。

　　“陈星聚实际上创造了台北的中原骄傲”。这是当初李红军写在稿件中的一句话。10月18日晚上，我在查阅《台湾通史》等史料时，也感叹这句话的名副其实。

　　在陈星聚担任淡水厅同知的第二年，即1874年5月，日本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侵犯台湾，劫掠焚杀，当地居民据险反击。

　　时任福建巡抚的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处理事件后上疏清廷，认为当时宝岛只设一个台湾府管辖多有不便，整个岛内行政机构只有两厅四县，“一旦事发，鞭长莫及”，要求改革地方行政机构，加强防务。

　　很快，这份《台北拟建一府三县》奏折得到了批准，1878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台北府，“台北”首度成为行政名词。

　　台北府的设立，并不等于台北城的建成。

　　台北首任知府是林达泉，上任伊始，他就提出构筑台北城的规划，但上任不过半年，林达泉就因积劳成疾去世。台北城的梦想，是在河南人陈星聚的手中得以实现。

　　说起台北，不能不提两个地名：艋舺和大稻埕。艋舺和大稻埕均为台北地名，早期当地居民沿淡水河以渔业为生，后船运发展，当地居民逐渐形成两个聚集区，其中艋舺位于今台北市西区，大稻埕位于台北城北区。而陈星聚选择的台北城修建地点，就是艋舺与大稻埕之间的未开垦荒地。

　　陈星聚继任台北知府时，府治暂设于新竹，1879年，新竹和淡水分治，陈星聚才移治台北，积极筹建台北府城。陈星聚虽然不是台北首任知府，但为首任“开府台北”的知府。

　　按照规划，新府城的城基和街道位置在艋舺和大稻埕之间的一片水田里，这就带来一个棘手的问题：土质松软，无法筑城，尤其是无法构筑结实的城墙。

　　为改善土质松软，陈星聚在预定的城墙线上植竹以培土，但这项培土工程非常耗时，以至于两年之内无法动工，时任福建巡抚的岑毓英巡视台湾防务后，也对台北府的防卫甚为忧心，奏称台北府“尚无城垣，不足以资捍卫”。

　　修建一座新的城池，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由于当时清政府已多年入不敷出，不可能为台北城的构筑拨划经费，所以经费问题得自己想办法。

　　据《台湾通史》记载：台北府刚设立时，“居民无几，一片荒凉”，但当地居民看中这块黄金地段的商机，纷纷租地买地，“建屋建店肆，街衢渐成”。

　　要说陈星聚这位科举出身的官员还真具备超前的房地产市场意识，他随即贴出吸引富商在新城区“建街”的告示，“要求每座民屋应深二十四丈，宽一丈八尺，现备现销地基银十五圆，每年仍交地租两圆，一经交足，听其立时起盖”。翻译过来就是，每座房屋一次性缴纳土地占用费15圆，每年缴纳租金两圆，这块地你想怎么开发就怎么开发。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市场经济的黄金点子，利用出售土地资源来换取资金。当然，这和现在个别官员卖地追求政绩、追求GDP不同，陈星聚卖地，是为了构筑保卫居民的城池。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陈星聚又从当地士绅耆老林维源、陈霞林、李清琳、潘成清、叶逢春等处筹募银二十万两，解决了筑城的经费问题。

　　粘石糯米 修筑府城

　　“台北城是台湾史上唯一一座全部用石条所建的城池，也是唯一一座长方形城池，更是清代最后一座风水石城”。

　　这是李红军曾在他的稿件中对台北城的描述。

　　台北城修建于1879年1月，1882年3月竣工，费时三年三个月。这期间，陈星聚宵衣旰食，十分重视城固池坚，按设计方案，城东西各四百一十二丈，南边三百四十二丈，北边三百四十丈，周围一千五六百丈，城壁厚一丈一尺，高二丈，可作驰道以通行人马。

　　门楼所需砖瓦全部从厦门运来，粘石的“红毛土”，是用糯米成熟后加上红糖和石灰和舂而成的，其坚固耐久不亚于水泥。

　　府城设城门5座，北门面向京城，曰承恩门，意为“承接皇恩”之意。东南西三门分别曰景福门、丽正门、宝成门，另有小南门曰重熙门。

　　城池构筑完工后，陈星聚又禀准勘定街道，奖建店铺，使得几年后，台北城“碧瓦连云，朱檐栉比，俨然巨邑矣”。

　　这座行政上隶属于福建省的州邑，是当时中国最具新气象的海疆城市。

　　台北城也是清代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

　　早在1875年，沈葆桢奏请设立台北府就上疏朝廷，为台北城进行了规划：“伏查艋舺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

　　福建巡抚岑毓英也对台北城做了进一步的规划，提出以恒常不动的北极星作建城工程的基准点，使南北轴线有所依据，因而形成方形城池、城开四门、十字形街道，重要轴向为南北向的建城腹案。

　　但岑毓英的继任者刘道现场勘查后认为，岑毓英规划的台北城“后无祖山可凭，一路空虚，相书属凶”，故而更改城墙的方向，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可以倚靠。

　　陈星聚遵循了刘道的方案，按北方城市棋盘状的传统规制，将城基略转向东北旋十三度，使城内中心轴线对准大屯火山群第一高峰七星山。同时，陈星聚还从战略角度，建议城门门洞仿北方城市，以条石作弧形拱券，确保坚固。

　　实际上，这座用石头构筑的台北城，真正存在的时间不到20年。1900年，台北府城城墙就被侵占日军拆除绝大部分。

　　“清角吹寒日又昏，井榦烽橹了无痕。客心冷似秦时月，遥夜还临景福门”。1911年3月，梁启超访问台北，下榻于景福门附近的新荟芳旅社。对国土沦丧的伤感，让他写下了这首《台北故城》。

　　今天，如果河南人前往台北游览，依然能看到尚存的景福门。看到这些历史的遗迹，您是否会想起曾修筑了这些宏伟城门的河南骄傲陈星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