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西汉相比，人们常常褒西汉贬东汉。但少为人知的是，不少大学者对东汉不吝溢美之词。

　“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饱读史书的司马光如是说。

　“三代以下，风俗之淳美，莫尚于东京（指东汉）者。”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如是说。

　“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厉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梁启超如是说。

　　罗列这些，是想凸显一点：他们赞美的，都是汉代风俗之淳美。

　　一个组织的特色，往往深受其创始者的影响。刘秀的为人，刘秀的价值取向，对东汉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曾经有很多人比较刘秀、刘邦孰优孰劣，石勒认为刘邦更胜一筹，“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信）彭（越）竞鞭而争先耳。若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曹植则认为刘秀更加优秀，“宣仁以和众，迈德以来远。故窦融闻声而影附，马援一见而叹息……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称；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谦虚纳下，有吐握之劳；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故曰光武其优也。”

　　把这两个评价放在一起，高低自见。石勒果然是好勇斗狠之徒，曹植不愧为文化渊深之士。

　　刘秀不只会打仗，更会搞建设。一统天下后，他偃武修文，勤于政事，爱惜百姓，兴礼乐，宣教化，彰气节，励风俗。其人其行，高尚纯朴，令才高八斗的曹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他与唐尧、虞舜、羲皇、周公相提并论。东汉被认为是三代以下风俗最“淳美”的朝代，与这位第一代领导人关系极为密切。而“东汉时代的雒阳城，也因此成为文治之都”，洛阳师院博士曾谦说。　　   “偃武修文” 读书不倦

　　刘秀是“最会打仗的皇帝”，但他一点也不喜欢战争。原因有二：第一，他打了15年仗，“厌武事”；第二，他知道老百姓也都厌倦战争，“天下疲耗，思乐息肩”。陇、蜀平定，不得不打的战争结束了，此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

　　从新莽末年大乱到再次统一，这近二十年时间，百姓伤亡惨重，天下人口“十有二存”。鉴于此，刘秀铁了心跟战争说拜拜。皇太子曾经向他请教军事谋略，他说：过去卫灵公问行军布阵之事，孔子沉默不语。这不是你该问的事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但刘秀不想因此与匈奴作战，“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求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击灭匈奴，这是很有煽动性的言辞，很少有帝王能抵抗住这个诱惑，但刘秀一点儿也没有动心，兜头给他们泼了瓢凉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刘秀的“偃武”伴随着“修文”。他曾是太学生，爱好经术，是“最有学问的皇帝”，还在战争期间，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因战乱隐匿民间、遁逃山林的四方学士，此时“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条件具备，刘秀即立五经博士，在雒阳城南建立太学。洛阳师院原院长杨作龙先生介绍说，刘秀曾亲临太学，与诸博士互相论难，考究诸生学业，观看学生“雅吹击磬”等娱乐活动，还设“奖学金”以劝学。

　　刘秀本人对经学有着浓郁的兴趣。他是个勤政的人，白天上班处理公务，晚上则召集公卿、将军“讲经论理”，到夜半时才睡觉。皇太子劝他不要太辛苦，希望他“颐爱精神，优游自宁”。但刘秀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他不让儿子们学习军事，却请来最好的儒学大师教授他们，后来汉明帝、汉章帝都学问博雅，曾经在太学讲经授课。皇帝的垂范，使全社会向学之风渐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