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以律官 宽以待民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韩信的悲叹。刘邦对待功臣很无情，甚至从肉体上消灭之，连萧何都不得不以自污求活命；而刘秀对功臣的信任和厚待，历来为人称道。用南宋叶适的话说，这是因为“光武材过诸将以气柔之，高祖才不及诸将以气挫之。”

　　刘秀给功臣的封地很多，有位博士认为这会威胁国家安全，刘秀说，“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当即派人把印绶授予功臣，并告诫他:“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籓。”

　　后来，刘秀与功臣们一直保持着亲朋故旧般的感情，“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可以想象，雒阳上层社会之风俗淳厚，对全社会必然产生影响。

　　但战争结束之后，刘秀却没有重用功臣，而是“退功臣进文吏”，将功臣养起来不用。这倒不是因为功臣们没有治国的素质，南宋叶适认为，刘邦手下功臣多是亡命之徒，刘秀手下诸将却都有“儒者气象”。有人认为，刘秀不用功臣是不想伤感情，起用文吏则因为用起来顺手。

　　刘秀非常勤政，他“每旦视朝，日仄（太阳偏西）乃罢”，虽然完成了统一大业，贵为皇帝，每天处理公务都兢兢业业，唯恐有过失。

　　刘秀的行政能力十分出色。目光如炬的马援曾评价道：“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也就是说，刘秀的行政体系稳定有序，有条有理。《后汉书》评价说，刘秀“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

　　严以律官宽以待民，是刘秀行政体系的特色。他的官不好当，他自己是工作狂，对官员们要求也极严格。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他裁撤官吏，合并州县，当时全国减少了四百多个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官吏人数减少，工作量自然大增，而刘秀对他们的要求决不放松。据《后汉书》记载，当时内外群官，都由刘秀亲自选拔“经明行修”之士，并以法令对他们严加督察。这个“以柔术理天下”的人，唯一不柔的，就是对他的官员。他有时甚至下令鞭打大臣，“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

　　如果用功臣，那些人功成名就，难免怠慢，很难适应这个行政体系，责罚的话，伤及君臣感情，不责罚，则政令废弛；新提拔的文吏，则能有更高效率。这或许是刘秀的考量。

　　高标准严要求，使刘秀的行政体系十分高效，官吏负责尽职，循吏辈出。到刘秀晚年，曾经饱经战乱、破败不堪的国家恢复元气，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人口达到2000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

　　虽然对有过失的官员不惜重罚，但对有气节的官员，刘秀十分尊重。


　　尚气节造就东汉士风

　　王莽时代，阿谀成风，士人醉心利禄，气节堕落。刘秀即位后，力谋纠正，对于节义之士，特别尊崇。

　　西汉密县令卓茂，与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名重当时。刘秀称帝后，这些人有的已不在世，就寻找他们的子孙，予以表彰、重用。对在世的卓茂，则礼聘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赐几杖、车马，衣一袭，絮五百斤。复以茂长子戎为太中大夫，次子崇为中郎，给事黄门。”几年后，卓茂去世，刘秀身着素服，亲临送葬。

　　有气节的人，往往都是有棱角的。刘秀对于这样的棱角，给以足够的尊重。强项令董宣的故事众所周知，为了尊重他的“强项”，刘秀无奈放弃了他姐姐湖阳公主的面子。

　　他也曾牺牲自己的面子。有次他外出打猎，一时性起，回城晚了，上东门守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看不清楚，就是不开。刘秀只好转到另一座门进城。第二天，郅恽上书，批评刘秀游猎山林，夜以继日，此不良风气一开，势必危害国家。刘秀放下自己的不开心，没怪罪郅恽，反而赏了100匹布，并把放他进城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刘秀的叔父刘良，对刘秀有抚养之恩，被封为赵王，年高位尊，曾因事呵斥官吏。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哥俩为此上书，弹劾刘良“大不敬”。刘秀无奈，只好告诫贵戚们约束自己，“以避二鲍”。刘良临死，刘秀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刘良说没别的事，只一件心事难了，他的朋友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李子春死刑，他希望能保住李子春的命。刘秀说，官吏公正执法，我不能徇情枉法。请您另说别的愿望吧。

　　所谓“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刘秀对气节的推崇和尊重，使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东汉士大夫都以名节自励，重视操守，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崇尚气节，成为东汉的士风特征。”洛阳师院博士吴涛说。

　　东汉自和帝以后，皇帝一个不如一个，外戚、宦官交替擅权，“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但东汉仍延续百余年，正是因为一大批崇尚气节的士大夫在，用司马光的话说，“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曹操专权20多年，却始终“不敢走那一步”，“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