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建隆元年（９６０年），３４岁的赵匡胤成了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开国之初，宋太祖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尽快结束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２００多年的分割与内乱，让赵家王朝能长治久安。为此，宋太祖精心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又相互制约的官僚体系。尽管如此，他还担心出现像中唐五代以来的“君轻臣强”的局面。百官之中，权力最重的是宰相级的人物，宋太祖便考虑首先从宰相开刀。当时实行的是“二府制”（即行政的最高机构“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和军事的最高机构“枢密院”，合称东西二府），范质为侍中，称昭文相；王溥为司空，称史馆相；魏仁浦为右仆射，称集贤相。这三位宰相都是五代的旧臣，在后周时就进入了朝廷的权力中枢，范质还是后周世宗柴荣的托孤重臣，宋太祖对他们一向是忌讳甚深的。之所以还要让他们出任大宋的要职，无非是为了笼络人心，巩固统治地位，给世人做做表面文章。就在他们任相不久，宋太祖就让自己的心腹赵普取代了范质、王溥的权力，并主管军事的最高机构枢密院。至此，朝廷的军政大权就操纵在宋太祖和赵普的手中了，范质和王溥已降到副宰相的地位。
　　尽管三位宰相的权力已经被巧妙地架空了，但他们在百官中的身份和地位仍然让宋太祖感到不安。按照封建王朝的传统礼仪，宰相同皇帝商议国是，皇帝必须要赐予他们座位，还要在口头上赐给“平身”，这便是三公坐而论道的“坐论之礼”。这种待遇表面上是宰相地位崇高的一种体现，但对皇权而言也有一定的阻碍和制约，对此，赵匡胤心知肚明。为了改变对自己心理和权力产生制衡的做法，一天早朝，宋太祖忽然对范质和王溥说：“我眼睛有些昏花了，你们把奏折亲自送上来吧！”就在范、王二人离开座位、俯首递上奏折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坐的凳子撤走了。对于这个意想不到的举动，久经官场的范、王二人顿时心领神会。自此以后，在早朝议事时，他们不再坐凳子，而是主动将奏折递交给皇上。不久，范、王等宰相又共同上疏，请求废止传统的“坐论之礼”，宋太祖自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从此，宋朝的宰相们只能和寻常官员一样，站在朝堂上上奏折或与皇帝议事。
　　撤掉凳子以后的宰相们无疑大大降低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及在百官中的威信，即使如此，宋太祖对后周俯首过来的老臣们仍心怀疑虑，在乾德二年（９６４年）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位宰相同时被免除职务，同时赵普被授予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当时唯一辅佐皇帝的宰相。因“坐论之礼”前已废止，赵普也只好在庙堂上站着与皇帝议论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