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地方政府以及一些利益相关者急功近利的做法导致结构性失衡。由于旅游业具有拉动最终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作用，因此被一些地方政府赋予了过高的经济期望。旅游规划者为了迎合这一期望，在旅游开发和策划中不恰当地向高端市场倾斜，漠视中低端旅游者的诉求。在现有旅游规划中，普遍偏向高端旅游产品，如高星级酒店、温泉等。以四、五星级饭店为例，2000年，五星级酒店仅117家，四星级饭店352家，合计占饭店总数的7%，10年后，五星级酒店达到了545家，四星级饭店2002家，合计占星级饭店总数的22%。这种策划和决策失误导致高端饭店竞争激烈，客房出租率普遍下降，盈利能力降低。而庞大的中低端旅游者，却缺乏满意的住宿设施。

    第四，本位主义导致相关部门对旅游需求不够重视。旅游活动涉及多个行业和部门，需要各个部门从旅游者需求的角度思考问题，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配合。但是各部门从自身视角出发开展工作，使旅游者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例如，城建部门在城市建设时，往往是基于本地居民对各种资源的需求进行规划，而未来的城市，旅游者要占相当的比重，甚至可能超过本地居民。再比如，铁路运输部门的高铁、动车运输，根本没有考虑到长途旅游者的行李托运等需求，旅游行业虽多次呼吁，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漠视旅游者的需求，必然不能使之满意。

    第五，旅游制度和政策的不协调。客观地说，旅游发展早期，我国大部分旅游政策和制度是具有很大创新性和前瞻性的，这些制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在计划经济牢不可破的时代，旅游业就已经有了中外合资企业，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近些年也出台了一些有利于满足旅游需求的政策，如不断增加节假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等，但面对蓬勃发展的旅游形势，政策与制度略显滞后。比如旅游购物退税、开放低空航线等，是度假旅游需求的关键元素，然而无法从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保障，最终导致这部分高端旅游需求无法满足，相关消费流向国外。

    四、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旅游需求

    第一，对中低收入者的补贴旅游。为了扩大内需，前些年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2008年开始的家电下乡活动。但是，必须看到，以家电下乡为代表的内需拉动措施，从长远来看不具有永续性，因为参与家电消费的农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重复购买。旅游消费具有重复性特点，是拉动内需的永续产业。可以考虑通过对中低收入者发放旅游券等形式，实施补贴旅游，以此满足中低阶层的旅游需求。操作上可以将这部分人群引导到相对冷僻的旅游目的地，平衡冷热差异。

    第二，建立国家级旅游度假地，满足高端度假需求。旅游部门很早就认识到了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型的趋势，并且在1992年设立了12个国家旅游度假区，但是存在供需不匹配问题。当初设定的12个度假区，基本上是沿袭了西方海滨度假的模式，设立的都是沿海度假区。而事实上度假形式多种多样，草原度假、山地度假、海洋度假是其中的基本形式。只有设立不同形式的度假区，才能满足多样化的高端度假需要。可以考虑在广袤的国土上，寻找适合这几类度假形式的区域，建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实行特殊政策。

    第三，地方政府退出对旅游市场运行的直接干涉。旅游需求的满足主要依靠市场上的产业组织以及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作为供给方的旅游产业，非常清楚旅游者的具体需要，并提供相应的产品，地方政府的责任，在于打造良好的目的地形象，并提供旅游者和旅游企业所需的公共服务，为旅游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为经营者营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即可，而不是直接干涉应该上马什么旅游项目。

    第四，目的地对资源和设施的规划必须考虑旅游者的需求。这是一个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城市旅游目的地为例，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城市的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旅游功能逐渐上升。这意味着城市不仅是当地居民的城市，也是外来旅游者的城市。外来旅游者享有相应的资源和设施占用权利。这要求城市在进行各类资源设施供给时，必须把旅游者需求放在和当地居民同等重要的地位进行考虑，如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线路等。各地政府必须统筹各部门，协调一致，满足旅游需求。

    第五，面向国内旅游的政策与制度创新。可以说，小修小补根本无法解决旅游业现存的问题，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变革。一方面，现有的许多旅游管理制度已经滞后于产业发展实践了，急需更新。如现行的《旅行社条例》根本无法覆盖市场上新出现的旅游运营商，在未来新型运营商（如携程、去哪儿）占主流的情况下，旅行社条例事实上只涉及市场上的一小部分企业，必须重新进行界定；星级饭店评定标准在特定时期，对于推动我国饭店服务的标准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服务已经基本实现标准化，走向个性化的时代，继续推行这些标准，收效甚微；另一方面，还应该围绕新形势下的旅游需求，推行更合理的旅游政策，如进一步改革休假制度、开发低空航线、更大范围推行旅游购物退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