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后期以后，在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外戚、宦官和士大夫三大集团。这三大集团在中央政权内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相互倾轧和斗争，斗争的结果，多是外戚和士大夫集团遭到屠杀和镇压，造成了东汉王朝统治的削弱。在这种斗争中，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成了某一政治集团的玩偶和傀儡，甚止于常常被废立和毒杀，中央政府的统治力和影响力日渐式微，皇权逐渐衰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地方，豪强地主的势力和经济却逐渐发展起来。这些豪强地主大多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豪族大姓，也有被东汉王朝封赏的功臣、外戚等。他们利用自己所享有的政治特权，疯狂地掠夺和兼并土地，不断扩充自己的经济力量。同时，豪强地主还拥有大量的“部曲”——依附农民，这些依附农民不向国家交税，却和豪强地主有着很深的隶属关系，他们一面为豪强地主种地，一面当家兵。
    豪强地主在地方有很强的经济力量，拥有大量的私人武装，他们还享有很大的政治特权，中央政府的重要官职，事实上都被这些豪强地主或者说是名门望族所世袭和垄断了。随着他们政治影响的越来越大，逐渐成了动摇和互解东汉王朝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
    公元184年爆发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则彻底敲响了东汉王朝灭亡的丧钟。这里，一方面是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黄巾起义失败后，大量不同支派的起义军，被东汉王朝的军事将领和地方豪强所招降，这些地方豪族和军事将领更是如虎添翼，成了雄据一方的军事集团和地方割据力量。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视皇帝为手中玩偶，逐鹿中原，咤咜风云，在东汉末期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人间活剧。这其中，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孙权、刘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公元189年，凉州军阀董卓带兵进入京都洛阳，废黜汉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汉献帝，自命相国，独揽军政大权。第二年，其它地方割据势力合围董卓，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行西都长安。临行前，把东汉王朝一百多年积贮的金珠宝器、文物图书强行劫走，并焚烧宫庙、官府和民居，胁迫洛阳几百万居民一起西行，致使洛阳室屋荡尽、荒芜凋敝、无复人烟。
    公元192年，董卓被部将吕布杀死，众将无主，相互内讧攻打，汉献帝成了众将相互争夺的一只筹码，惶惶不可终日。终于在196年，汉献帝和部分朝臣辗转回到了洛阳。
    这时的中原地区，曹操和袁绍正进行着频繁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其它军事集团首领如孙策占据着江东、刘表占据了荆州、刘璋割据益州、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度占据辽东。各路军阀互不统属，虎视眈眈，忙于撕杀。
    还是曹操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听从了谋士的建议，把汉献帝从洛阳接回到许昌。手中有了这支令箭，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开始苦心经营中原地区，为以后征讨其它军阀割据势力，统一整个中国，做着经济和军事上的准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支撑着一场战争的，都是雄厚的国家实力，或者说，每一场战争都是要付出消耗国家实力的巨大代价，“打仗就是打国力”。
    国家实力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国家的经济力量。在东汉末年，要打仗，就必须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而当时的国家形势是，经过长年的相互攻伐和连续征战，大量的人口被屠杀。现代作家李国文在一篇《三国之战死了多少人》的文章中，做过统计：在公元156年，东汉桓帝时，全国总人口已达到5000万，到公元280年，西晋统一时，全国的总人口数为1600万。也就是说，一百多年的仗打下来，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口。中原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人口的死亡数就显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