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黄河是“铜头铁尾豆腐腰”，而开封人则说：“黄河开封段是豆腐腰中的豆腐腰。”黄河中下游段因泥沙淤积逐渐抬高河床，而开封市地势较低，形成了“河高于地”的“悬河”现象，更成为举世闻名的危险河段，这导致了沿黄地区年年都要面临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黄河母亲”的软肋，开封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对黄河进行治理，特别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后的70年来，经过不懈努力，不羁的黄河终于被“降服”了，实现了伏秋大汛岁岁安澜，为开封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黄河归故”变害为利
    位于陇海铁路南侧的民生街，有一东一西两座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红色楼房。楼房坐北朝南，上下两层，外墙拉毛、坡屋顶、红瓦面。该楼始建于1924年，原为英国人投资修建的印度籍河南邮政总局局长寓所。该楼因外观呈红色，故俗称“红洋楼”。就是这样两座东西相望的平凡小楼却作为见证者，见证了国共“黄河归故”谈判的激烈场面，人民治理黄河事业也由此发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黄河在历史上又是一条多灾害的河流，每到汛期，经常泛滥。黄河决溢大多数是天灾，但有时也是“人祸”。1938年6月6日，日军占领开封。6月9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妄图依靠黄水泛滥阻止日军前进。结果黄河改道，豫、皖、苏大片土地尽成泽国。此后，黄河水改道经运河、长江入海。黄河故道水涸沙淤，河水南移，黄河故道已与两岸连成一片，上面建有大量村镇和居民点，属于我党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渤海解放区。
    1946年，蒋介石为了大举进攻解放区，又在黄河水道问题上重耍阴谋，下令限期堵口，企图迫使黄河改归故道，将滔滔黄河水引向解放区。事关解放区黄河两岸700万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党中央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于1946年7月14日飞抵上海，向联合国和国民党行政院的善后救济总署提出交涉，未获结果；7月19日清晨，周恩来飞抵开封，经过两天多的调查研究后，最终与国民党达成协议，确定了先修故道、后堵决口的原则，并对修复故道和迁移居民等费用的处置办法做出规定，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保证了解放区军民的安全转移，避免了一场严重的灾难。
    周恩来在开封与国民党谈判时，一直下榻在红洋楼东楼里。新中国成立后，红洋楼成为河南驻军领导机关所在地。2000年９月25日，红洋楼作为国共黄河归故道谈判旧址，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党在围绕黄河回归故道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同时，为了让黄河变害为利，1946年，冀鲁豫解放区行政公署成立冀鲁豫解放区黄河水利委员会，这是我党领导的第一个人民治理黄河机构，拉开了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序幕。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我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和黄河员工，一手拿枪，一手拿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反蒋治黄”斗争，以战胜连年洪水，保证黄河安澜的宏伟战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7月1日，华北、中原、华东三大解放区成立的三大区统一的治河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城隍庙街开始办公。1950年1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改为流域机构，所有山东、河南、平原三省治河机构统受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负责黄河全流域的治理和开发工作，政务院任命王化云为主任，并于1951年1月7日在开封召开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开启了人民治理黄河事业的新征程。直到1953年年底黄河水利委员会从开封迁至郑州，开封一直是黄河全流域治理和开发工作的中枢。
    治理黄河，人才是根本。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开封成立两个月后，1951年3月8日，一所学校因治理黄河而生——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河南省建设厅水利工程专门学校（时称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重建并被更名为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校长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兼任，专门为治理黄河培养人才。几十年来，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10万余名毕业生始终活跃在祖国的名山大川、大江南北，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成为所在行业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或领导干部，特别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属机构80%左右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来自于该院，学院因此赢得了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埔军校”的美誉。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的李国英曾说：“没有黄河水院，就没有黄河50多年的岁岁安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