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修水利 精耕细作

        “水在地中，犹人之有血脉”“夫稼，民之命也；水，稼之命也”。这两句话充分说明了水利与农业的关系。

        宋代的有识之士都重视水利的兴修。据《中国通史》记载，北宋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为进行改革，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要求：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之间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于每年二月兴修水利。虽然“庆历新政”实施时间不长，但兴修水利已成为官府的经常性举措，到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时已是“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然而，经常性的春天兴修农田水利，仍只限于北方。熙宁二年（公元1070年）初开始的“王安石变法”，作为改革主要措施之一的“农田水利法”于当年十一月颁布，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宋灭南唐、吴越之后，东南地区成为宋朝的财赋之地。宋仁宗初年，东南地区水利已因年久失修，频频发生水灾，以致“积雨之时，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虽北压扬子江而东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势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姑苏之水，逾秋未退”。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后，进行疏导，“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江与海”。“开五河，泄去积水”，到次年“积而未去者犹有二三”，因而请求“增理数道（河）以分其流，使不停壅”，以及开导松江（今吴淞江）的盘龙港加快出水速度，浙西“苏、常、湖、秀，膏腴千里”的水利初步修复。宋代农田水利建设，总的来说大规模的创建较少，工程质量一般较差。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值得提及的有下列几项工程：大观年间（公元1107年~1110年）把北宋初被毁坏的泾渠改建为丰利渠，在旧渠之北另行开凿了渠口；引水渠改建为石渠；渠首工程有相当完善的防沙、防洪设备以及横绝溪河的工程设计，水工技术比前代有所进步。北宋比较独特的一项农田水利措施，是为对付辽朝骑兵的侵袭，在河北沿边利用淀泊并挖河渠，曲曲折折形成一条长约900里，各地宽窄不一的水田交错地带，最宽处达150里，最窄处6至7里。因为“利在蓄水，以限戎马而已”，因而农业生产效果不大。王安石变法时设置“淤田司”，专门从事引浊放淤，成为北宋农田水利的又一独特措施。放淤河流有黄河、汴河、汾河、滹沱河等，地区广及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对肥田和改良盐碱地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北宋时，太湖水利很差，水旱灾害严重。水利专家郏亶父子和单锷曾提出全面治理的规划。郏亶强调治水是为了治田，应以蓄水灌溉为主，泄水、送水不是治理的真正目的。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专家们提出了支分密布的渠网规划，配合圩田体系和农田沟洫，使涝旱兼顾，两获其利。由于朝廷根本没有治好水利的决心和力量，在权臣、地主的反对下，他们的建议无法实现。不过，他们的著作却成为宋、元、明议论太湖水利者的经典。

        除了兴修水利外，宋代还注重对水田的精耕细作。宋代农学著作《陈旉农书》对水田种植技术，整地、培育壮秧、掌握适宜秧龄的栽插以及耘田、烤田等都有比较精要的叙述。

        整地，可分作秧田整治、冬作田整治和冬闲田整治。秧田整治强调“于秋冬即再三深耕之”，经过冬天“霜雪冻沍，土壤松碎”，开春“又再三耕耙转”和施有机肥。总之，把秧田整治精熟才能撒种。南方一年二熟，要抓紧时间利用两茬作物之间的空隙来细致整地施肥，因此强调早田收获后，随即耕治、用粪等，以保证多收一季作物和维持地力。对分布于山区的冬干田和平川地区的冬水田则采取不同的耕翻处理。

        培育壮秧是水稻生产的关键环节。要使根苗壮好，必须“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朱熹在漳州任内发布的《劝农文》说：“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强调投入较多劳动和及时管理。总之，这一时期从浸种、播种时间的掌握到秧田水层的管理、播种育秧、插秧等技术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随着丘陵坡地利用的发展，农田用水量的增加，耘田和烤田技术随之有新的发展。《陈旉农书》记载了耘田和烤田相结合“旋干旋耘”的方法。具体办法是先于上处收蓄水，接着自下而上，边放水、边耘田，使田面晒得极干；然后再灌水，使干燥泥土很快酥碎，三五天稻株就会缓转过来。此法不仅使田干水暖，草死土肥，而且使水不会白白流失。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人口激增，如《四明志》“奉化志风俗”条称：“右山左海，土狭人稠。”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人们除千方百计增辟耕地外就是设法增加复种指数。在一块土地上每年尽量多种一次，以求多获些产品，这已是宋代农业生产发展的大致趋向。正如《陈旉农书》中《六种之宜篇》所说：“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由于中原农民迁到南方，对麦类需求增加，再加上“参植以防水旱”，稻麦两熟制得以在江南推广，小麦秋种夏收可以缓和农民青黄不接之时粮食匮乏的矛盾。同时种麦较为省力，稻麦轮种可以起“熟土壤而肥沃之”的作用。除稻麦两熟制外，也有在水稻收割后种植其他粮食、蔬菜、油料作物或绿肥作物的。

        宋代，江浙一带种植早稻、晚稻两熟已较普遍，广东由于有更好的水利和气候条件，水稻种植有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的。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述钦州地区一年三次种收水稻，指出那里地暖，“故无月不种，无月不收”。水稻一年中能安排多次种植与品种的多样化有密切关系，仅嘉泰（公元1201年~1204年）《会稽志》中就记述了56个水稻品种。值得一提的是，“占城稻”的种植推广有重要意义，由于它耐旱、适应性强，在推广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适合各地特点的变异类型，与当地栽培的早稻、中稻、晚稻相搭配，为稻麦两熟和双季稻的较快发展创造了更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