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物多样 农具先进

        由于南北气候、种植习惯等原因，种植的农作物各有不同，所以因作物品种的单一，使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常常束手无策。宋朝的统一不仅结束了南北分裂割据的政局，也为农作物品种的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据史料记载，端拱元年（公元988年），何承矩知沧州节度副使“实专郡治”，提出“大作稻田以足食”。所属临津县（今东光东南）令福建人黄懋，看到河北良好的水利条件，也上书提出：“今河北州郡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乞兴水田，三五年内必公私大获其利。”何承矩后任制置河北缘边屯田使，黄懋任判官，“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堰六百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种稻，值霜不成”。黄懋提出改种江东路的早稻，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八月，种稻成功，“由是自顺安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而有莞蒲蜃蛤之饶，民赖其利”。这是北宋初年一次大规模南稻北种取得成功的事例，黄懋、何承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同一时期，宋太宗下了一道粮食品种南北大交流的诏令。当时“言者谓江北之民杂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虽土风各有所宜，至于参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宋太宗“于是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种者，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亦令就水广种粳稻，并免其租”。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宋真宗又“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这是原产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稻种，又自福建移种于江淮地区。可以说，三次大规模的粮食品种交流，不仅提高了农民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经济作物如棉花在宋代也不断扩大种植区域，棉花的种植在北宋时主要是在广南东西、福建路，到南宋后期也扩展到两浙、江南东西路，并作为夏税交纳。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四月，专门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征收棉布税。其中除湖广、福建是北宋时的棉花老产区，浙东、江东、江西则是南宋时的棉花新产区。距南宋灭亡仅十多年，元朝设置木棉提举司，说明棉花新产区的产量已相当多。

        又如西瓜自辽初由回纥传入辽，金代传入黄河中游的河南。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载他自金朝回宋“予携（西瓜种）以归，今禁圃、乡囿皆有”，遂传入江南。宋棉花、西瓜等品种的交流，发展了农业生产，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稻作的勃兴，一大批与稻作有关的农具相继出现，宋代耖得以普及，标志着水田整地农具的完善，还出现了秧马、秧船等与水稻移栽有关的农具。宋代出现了不少与水田中耕有关的农具，如耘爪、耘荡（耥）、薅鼓、田漏等，还出现了掼稻簟、笐和乔扦等晾晒工具。与此同时，一些原有的农具也由于水稻生产的需要，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运用。传统南方水田稻作农具至此已基本出现，并配套定型。北方旱地农具随着旱地耕作技术体系在魏晋时期的定型，也已经基本上定型了。宋代，旱地农具的发展主要是在原有农具上的改进，并进一步完善。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有犁刀、耧锄、下粪耧种、砘车、推镰、麦笼、麦钐和麦绰等。以耧车为例，它原本是汉代出现的一种畜力条播农具，宋代对这种旱地农具进行了改进，出现了耧锄和下粪耧种两种新的畜力农具。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是关于传统农具集大成的著作，在其所载的百余种农具中，除有些是沿袭或存录前代的农具之外，大部分是宋元时期使用、新创或经改良过的，体现了高效、省力、专用、完善、配套等特点。中国传统农具发展至此，已臻于成熟阶段。

        在传统农具日益完备的同时，人们还在动力上作文章，以应付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不测，是有应急农具的增加及水力和风力的利用。在应急农具方面，宋代推广踏犁和唐宋以后开始流行铁搭。这些农具都是在畜力不足而被迫采用人力耕作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补救办法。在动力创新方面，以对水力的运用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出现了水转翻车、水转筒车、水转高车、水磨、水砻、水碾、水轮三事、水转连磨、水击面罗、机碓、水转大纺车等，这些都是以水为动力来推动的灌溉工具和加工工具。以水转翻车为例，据王祯《农书》记载，水转翻车的结构同于脚踏翻车，但必须安装于流水岸边。水转翻车，无需人力畜力，“日夜不止，绝胜踏车”，而且以水力代替人力，“工役既省，所利又溥”。此外，风力这一时期也用于谷物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