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没有哪本书比《三国演义》描写权臣和谋士更多的。而三国时期曹操不仅三分天下有其二，在人才上也占绝对多的优势。曹操之所以在三国中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得力，收益最大，则完全取决于他对人才在打江山、治国家、决定生死存亡等方面的清醒认识。因为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智囊团”水平的高低往往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谋士之所以能施展其才，其身后必有赏识、信任、言听计从的明君。“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 曹操《与荀攸书》）这是曹操迎汉献帝后，写给荀攸的信，荀攸由此而归服曹操。初次与荀攸谈话后，曹操大喜，谓荀彧、钟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三国志·荀彧攸贾诩传》）遂以为军师。由此可见曹操非常懂得“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相比之下，当初，袁绍在军事实力和谋士数量等方面均比曹操强，但他却气量狭小，怀疑猜忌，优柔寡断，刚愎自用。官渡之战是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战前，曹操深知袁绍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等皆有非凡的才智。故官渡之战实则为一场谋士之战。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结果是本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一向对文臣武士们采取的是赞赏、鼓励的方法，即使在战败的时候，也不忘赞扬当初提出正确意见的人。因此，曹操之胜很大程度得益于他手下谋士的高明对策。
    曹操对谋士们不但能举才、用才，对他们的评判也往往采用全面、客观、宽容的态度，对此连尊刘抑曹的罗贯中也不时在《三国演义》中大加赞扬，如官渡一战后：“操获全胜，将所得金宝缎匹，给赏军士。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如此豁达的胸襟怎不让诸多桀骜不驯的名将和心怀二心的谋士们心悦诚服，从而更加死心塌地为其卖命呢？宋代对曹操人品极为不屑的洪迈先生曾说“我虽有酒，不祀曹魏”，但却在《容斋随笔·卷第十二》对曹操的知人善任做出了以下评价：
    “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监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国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若论知人善任，曹操实后世之所难及”。
    一句“若论知人善任，曹操实后世之所难及”则将曹操用人策略的高超推向了顶峰。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作为见证其爱才的论事城仅存遗址，但遗址城墙仍如盘龙赫然在目。论事台现高约10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台上有论事殿遗址及曹操谋臣杨修庙遗址，所存的“魏武将茔碑”尚记有魏武名臣宿将的功绩。而城边运粮河虽已干涸，但河床仍旧傍台横卧。身临其景，睹物思人，曹操集思广益，召集谋臣武将于此谋划军国大事的情景宛若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