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科举考什么

        北宋的科举制度，其前期的制度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

        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公务员考试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了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那个时候，北宋的读书人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云集京城，次年开春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国家级统一会试。

        相比之下，北宋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科始于隋炀帝，是科举制度取士的科目之一。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蔡美彪等编著的《中国通史》中写道：“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以声病对偶定优劣，完全着眼于文字形式方面。”

        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9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5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汉书》《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进士科和明经科为很多人所关注，这是因为唐代以来，读书人最看重的就是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北宋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至于其他各小科，及第者的前途要坎坷得多，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做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权。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这样说道：“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主要是为一些身怀异才的知名人士提供展示才能的机会，分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科目。参加制科考试的有当朝官员，也有布衣百姓。在任的官员参加这类考试可以提升知名度，普通人参加考试可以得到步入仕途的机会。但是，这类考试不被当时的人看重，即使制科登第，在进士科及第的人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有这样一个故事，唐代有8个张姓兄弟，7个考中进士、1个考中制科，结果考中制科的人备受歧视，7个兄弟都不屑跟他坐在一起。到了北宋，制科考试依旧保留，但是地位和重要性大幅度提高，已经能够和进士科并驾齐驱了。考中制科的人，一样受人尊敬。

        北宋的制科取士开始于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包括三个科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到了宋太宗时期，制科考试内容分为诗赋、论、颂、策、制诰。除了诗赋之外，其余都是偏重实用的文章。制科考试的科目在宋太宗以后一直在变化，宋仁宗时设置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

        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村夫，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年轻时坚持学习，雅量高致，他写策论文章，阐述国家政事很有一套，具备吏治天赋。范仲淹称其有辅佐帝王之才，将他所写的文章拿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后来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后来，宋仁宗恢复制科，范仲淹劝富弼通过这种途径进入仕途。于是，富弼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最终成为一代名臣。制科考试分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其中，第三等是最高等（第一等和第二等为虚设的），第五等最差。苏轼、苏辙兄弟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虽已经中了进士，但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制科考试，苏轼入第三等。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当时参加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苏轼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感慨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北宋科举考试的题量相当大，不像现在高考那样答几张卷子就可以了。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附加性质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这也是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重要原因。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科举考试题量非常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后来，北宋科举的文风也大为转变。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呻吟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后，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苏轼、苏辙也借此脱颖而出，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