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四大书家中，黄庭坚与苏轼有着密切的关系，后人也常将二人合称为“苏黄”。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出生于一个家学渊博的世家，父亲为著名诗人，与王安石、欧阳修、梅尧臣都有交往。他自小聪慧过人，一生坎坷，几遭贬谪，颠沛流离，困顿不堪，这与他刚正不阿、耻于趋炎附势的文人品格有关。然而，他在逆境中百折不挠、愈挫愈坚，不断焕发出艺术创造的活力。 
    《宋史·文苑传》称“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他则评价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舜钦）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黄庭坚5岁就已把五经倒背如流，有一天，他奇怪地问老师：“不是有六经吗？为啥我只读了五经？”老师说：“你还小，《春秋》一经深奥难懂，你就不必读了。”黄庭坚回答说：“既然都是经，为什么不读呢？”于是，他便找来《春秋》开始诵读，一个晚上被母亲熄了3次灯还不肯睡觉。10天后，他竟一字不漏地把《春秋》背给老师听。老师大为惊异，连夸：“神童！神童！”黄庭坚一夜三点灯的故事也就成了美谈。 
    黄庭坚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独立门户，自成一体，被称为“山谷体”，对当时及后世诗歌都有极大影响。嘉祐八年（1063年），黄庭坚赴京应试，在待榜期间，朋友都哄传他拔得头筹，于是同舍摆酒庆贺。可就在这时，有人从门外大喊着闯进来报告。原来，真正考上的只有孙升和另外两个人，黄庭坚和其他人名落孙山。得知此情，有人哭，有人笑，也有人跑出去，只有他神色自若，饮酒如常，而且酒后同孙升结伴看榜，与平时无异。 
    黄庭坚当时只有18岁。小小年纪，黄庭坚便如此坦然和洒脱。这种非凡的自信源于幼年，且根深蒂固，所以不仅使他对初考落第不以为意，更重要的是还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黄庭坚与苏轼的友谊要从熙宁五年（1072年）说起。当时，苏轼拜访了黄庭坚的岳父孙觉，孙觉将黄庭坚的诗文交给苏轼观看。苏轼一见，悚然动容，惊为“天人”，说：“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孙觉见得到苏大学士的赞扬，就忙请他向士人推荐，以助黄庭坚扬名。苏轼笑道：“你这女婿如精金美玉，不近于人而人急于近之。将来他必为盛名所累，想逃名都逃不及，哪用得着我来为他扬名！但是，若以文观人，他将来必定恃才傲物，怕是为世俗所不能容。” 
    到了1078年，黄庭坚给苏轼写了封信，表示仰慕之意，并呈诗二首。苏轼当即复信，赞美他的诗“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后来两人见面，相见恨晚，结下终生友谊。后来，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俱游于苏轼门下，被人称为“苏门四学士”。此后几年，黄庭坚经常和苏轼在一起谈诗说书，这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黄庭坚存世至今的书法作品有120余幅。论者常将其书法分为三类。一类为大字行楷书，笔法凝练沉雄，多一波三折之处，几乎每字都有一些伸展夸张，和刻意收敛的笔画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为中宫收紧而四周放达的结字特色，笔法精致，取势欹侧，风格独特，如《松风阁诗帖》《经伏波神祠》《砥柱铭》等。一类为手札小行书，笔法细致入微，布局平实从容，承晋唐遗风，取诸家法而博采众长，如《致无咎通判尺牍》《元明梁县尉帖》《惟清道人帖》等。一类为大草，是其书法成就最奇伟、最突出，也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书体，深得怀素《自叙帖》笔法，极大地彰显出书法艺术所独有的线条空间组合的无穷魅力。草书是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看似自由洒脱，实则草法和结字都有严格规约，非积学深厚、天资出众者不能为，仅以北宋四大书家而论，其他三位均不擅长草书。黄庭坚草书笔法精微，草法纯熟，章法错落，下笔飞动，起伏跌宕，超迈神奇，在书法史上光彩夺目，如《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卷》《廉颇蔺相如传》等。后世学草书者很少有不效仿、不借鉴其大草的。 
    除数量众多的书作传世外，黄庭坚还是一位卓越的书学理论家、思想家。他留下的书论有数百篇、数万言，涉及面之广和探究之深在书法史上极为罕见。其书学思想重视一个“法”字、强调一个“韵”字、崇尚一个“意”字、厌恶一个“俗”字，最终自成一家之法。 
    黄庭坚书法风格的独特自然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他汲取魏晋及唐代诸家的营养作为基础，又受周越、苏轼等人影响，楷书受焦山残碑《瘗鹤铭》书体的启发。最为重要的当源自其个人的超凡才能和深厚的文化修为以及不随人后、自成一家的思想。 
    黄庭坚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恒久的，不仅在宋、元、明、清不乏继承者，更有现当代人追捧的明证。文章开头所讲述的《砥柱铭》被天价拍卖的事情，可以说把黄庭坚乃至中国古代书法在现代的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 

    黄庭坚的书法楷、行、草三体皆佳，行书遒劲奇特，草书雄放苍劲、瑰奇飞动。《豫章先生传》称其“草书尤奇伟，坚没后人争购其字，一纸千金”。宋徽宗曾说：“黄书如抱道足学之士，坐高车驷马之上，横钳上下，无不自如。”在中国书法史上，能使一种书体流传下来并成为后世的楷模已很难得，而在多种书体上均有非凡创举并以个人名字成就为高峰的，在黄庭坚之前仅有王羲之、颜真卿等少数几人。若加上诗、词、文以及书学思想诸多方面的成就，则称黄庭坚为“千古一人”似乎并不为过，“文化巨匠”的称号自然更是当之无愧。 
    米芾：一代书痴 
    在中国翰园的状元桥下，立着一尊北宋书法家米芾拜石的铜像，每日都引得众多游客合影留念。 
    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米芾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米芾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北宋著名书画家、鉴赏家。祖籍太原，后迁居襄阳，人称“米襄阳”。宣和年间为徽宗赵佶召为书画学博士。米芾能诗擅文，书画尤具功力。篆、隶、行、草、楷各体皆能，行草造诣尤高。米芾自称学过各家各派，但从其作品观之，得王献之、释智永二家最多。其书淋漓痛快、隽雅奇变，晚年书艺已达炉火纯青之境。 
    米芾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稳不俗、险不怪、老不枯、润不肥”，姜夔所记的“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泽、风神俱全，犹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在书写过程中匠心独运、别出心裁。 
    张晓林告诉记者，米芾天资聪颖、恃才傲物，十分崇尚自然随意、无拘无束的生活。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应是一个情绪型和艺术气质极强的艺术家。然而，这样一个人不可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他内心充满痛苦与挣扎，最终选择了用表面的癫狂应对这个社会，从而保存自己的天性。因此，他穿唐人衣冠，效晋人风度，招摇过市，装疯弄癫，以这种方式表现出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操。 
    米芾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癖好，就是爱石，简直到了如痴如癫、无以复加的程度。作为石痴，他因整日醉心于品赏奇石，以致荒废公务，多次遭到弹劾，但他仍然迷石如故，毫无悔改之意。一次，他见衙署内有一立石十分奇特，高兴得大叫起来：“此足以当吾拜。”于是命左右为他换了官衣官帽，米芾手握笏板跪倒便拜，并尊称此石为“石丈”。 
    至于米芾的癫狂，宋人笔记里更是津津乐道。北宋何薳《春渚纪闻》记载一个故事：有一次，徽宗与蔡京讨论书法，召米芾进宫书写一张大屏，并指御案上的砚可以使用。米芾看中了这方宝砚，写完之后，他便捧着砚跪在徽宗面前，说这方砚经他“污染”后，不能再给皇帝使用了，恳求徽宗把砚赐给他。徽宗答应了。米芾高兴地抱着砚，手舞足蹈起来，然后跑出宫去，弄得满身是墨。徽宗对蔡京说： “癫名不虚传也。” 
    不管米芾性格中有癫狂的一面也好，有豪放的一面也好，但对书法艺术本身，他性格中更多的却是“痴”的一面。在对古帖的学习方面，米芾更是刻苦到了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地步。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 “学书须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别有一好萦之，便不工也”。米芾在《跋秘阁法帖》中进一步自述道：“余无富贵愿，独好古人笔札，每涤一研、展一轴，不知疾雷之在旁，而味可忘。尝思陶弘景愿为主书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为蠹书鱼，入金题玉躞间游而不害。”米芾之于书法，真可谓一“痴”到底了。连死后都愿化作一条蠹鱼，畅游在古人前贤的笔札之间。 
    要进入书法艺术的王国，仅仅“痴迷”是不够的，还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宋代笔记中说米芾嗜古帖成癖，这在《宣和书谱》中得到印证：“米元章大抵书效王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而对古帖，米芾走出了一条这样的学书道路：临仿、集字、刷字。也就是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化古人书法成就为己所有的基础上再进行大胆的革新，自成一家。 
    资料显示，米芾最初的学书方法是“摹拓”。“摹拓”，其实便是覆摹，这样能达到保存资料以便供自己学习的目的。米芾对古人的摹拓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米芾在《书史》中讲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余临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废帖，装褙以与沈括。一日，林希公、章惇、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斋，各出书画，至此帖，余大惊曰：‘此芾书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入久矣，岂是君书！’余笑曰：‘岂有变主不得认物耶！’”米芾所摹拓的古人作品竟然瞒过了沈括的眼睛，可见他在对古人法帖点画位置和笔墨技巧的把握上已与古人笔墨精神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