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大学的课堂上，我曾经给学生们讲：胡适、钱玄同、闻一多、朱自清这些文学巨匠、学术大师早已进入历史的长河，但距离你们也还并不遥远。究竟多远？我在河南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我的老师任访秋先生是钱玄同、胡适的学生，李嘉言先生是闻一多的学生、朱自清的助教，而我现在又是你们的老师，所以在你们与胡适、朱自清们之间也就隔了两个人——我与我的老师！ 
    我的这番话，颇近乎“忽悠”，但其中倒也表露出学界历来暗藏的一点玄机，那就是治学应该是有传承的。 
    河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曾有诗云“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这“薪火相传”形容的就是学术上的因袭与传承。 
    我更偏爱佛家的一种说法“传灯”。宋真宗年间释道原所撰《传灯录》自前七佛及历代禅宗诸祖五家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零一人，祖祖相授，以法传人，犹如传灯。稍后由杭州灵隐寺普济和尚编著的《五灯会元》，讲佛家派别枝分却灯灯相续，联芳续焰而千古光明，更是尽显“传灯”之风采。 
    佛界如此，学界也大抵如此。 
    然而回望我们数十年的大学教育，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欺师蔑祖乃至诛师灭祖的恶行总是受到自上而下的鼓励，本应一以贯之的学统，整体上早已变得支离破碎。这大约就是当下学界，尤其是人文学科长衰不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开封古城东北一隅的河南大学，似乎有一个偶然的例外，那就是以任访秋先生为轴心、为主线的近现代文学史研究。 
    任访秋生前曾经谈到他与钱玄同、胡适、周作人的师生情谊。 
    在北师大的头两年里，任访秋先后选修了钱玄同的《国音沿革》、《经学史》和《说文研究》等课程。钱玄同个性独立、学问渊博，有名士风范。任访秋听他的课感觉“茅塞顿开”，眼界为之一扩，他一生的治学生涯遂由此打下根基。 
    在北京大学研究院，任访秋直接师从周作人，成为周氏登堂入室的弟子、西直门内八道湾周宅的常客。正是在周作人那里，他发现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与晚明公安派十分相近，便以公安派的中坚袁中郎作为研究方向。周作人不但悉心加以指导，还将自己珍藏的明刻本袁中道《游居柿录》借他参阅。上世纪90年代，已经风烛残年的任访秋听说《读书》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周作人凄凉晚景的文章，便立马让学生找来，用近乎失明的双目仔细读过。尽管世事沧桑，埋藏心底的这分师生情谊仍在。 
    任访秋不但选修过胡适开设的课程，课下还与胡适有信件往来。他从胡适那里接受更多的是他的治学方法：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著应以明变、求因、评判为目的。其中包括历史的宏阔视野、系统的收集整理、比较的分析方法。在古今接续、中外会通中“明变”，从社会思潮变迁、学术思想传承中“求因”，在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感召下加以“评判”。从青衿学子到耄耋老翁，任访秋的治学路径一以贯之，几乎成为宿命，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