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东京城开封再次成为帝乡，并在后来发展成“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国际大都会。作为天子脚下，东京的城市建设与管理，既关系到皇室生活的质量、朝政国事的开展，也关系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此，北宋政府在改善城市环境、维护城市卫生方面下了不少工夫。

    植树绿化 打造园林城市

    历经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的混战，此间虽有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定都于此，但终因战乱不休，自中唐以来一度发展的汴州城，四周植被破坏严重，尤其是风沙肆虐。对此，梅尧臣有“海神不朝雪不作，大梁尘土蔽天高”的描写，王安石有“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低回大梁下，屡叹风沙恶”的无奈；司马光有“红尘昼夜飞，车马古今迹。独怜道傍柳，惨澹少颜色”的叹息。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本朝都大梁，地势平旷。每风起，则尘沙扑面。”周辉也在《清波杂志》中记述，当时的东京，贵族官僚乘车驾出门，常召来一二十人在前面洒水以减少灰尘，时人称之为“水路”。

    可见，要创建一座环境优美、具有都城气派的城市，摆在北宋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尽快治理风沙。为此，北宋政府大力开展绿化活动，且成绩斐然。

    首先是宫城殿庭四周及道路两旁的绿化。宋廷令人大量种植槐树和竹、桃等植物，以至宫城城濠“夹岸皆奇花珍木”。宋祁诗云“夹道宫槐鼠耳长，碧檐千步对飞廊”，王安石也诗云“翠木交阴覆两檐，夜天如水碧恬恬”，均可为证。

    其次是御街的绿化。宣和以前，两旁主要栽种杨柳。据魏庆之《诗人玉屑》记载，真宗还曾赋诗赞美御柳，并有宰相陈执中和诗：“一度春来一度新，翠光长得照龙津。君王自爱天然态，恨杀昭阳学舞人。”王安石也在《御柳》中云：“习习春风拂柳条，御沟春水已冰消。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边问斗杓。”可见效果不错。到了宣和年间，御街不仅绿化了，而且美化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御街两旁，“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

    其他城内街道，主要种植槐柳，以柳树居多。《东京梦华录》记载，“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自西门东去观桥、宣泰桥，柳阴牙道，约五里许”“迎祥池夹岸垂杨，菰蒲莲荷，凫雁游泳其间……”张耒也有诗歌《柳》描述：“永丰坊里旧腰肢，曾见青青初种时。看尽道边离别恨，争教风絮不狂飞。”

    至于那条穿城而过的汴河，宋初太祖就下诏，“夹岸植榆柳”。宋祁在《汴堤闲望》中有“虹度长桥箭激流，夹堤春树翠阴稠”的描绘。“隋堤迢递柳成林，一望青青秀色深”，“隋堤烟柳”成为“汴京八景”之一，当名不虚传。

    东京城外城之城壕曰护龙河，宋初以来，朝廷屡次下诏，要求两岸广植杨柳，《东京梦华录》开篇即说：“濠之内外，皆植杨柳。”

    经过多年努力，“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东京梦华录》），京城及其四周生态环境大为改善。加上遍布城内外的皇家、官办和私家园林以及盛行的种花养花风气，东京成为一座“葱葱佳气锁龙城”的优美城市。《东京梦华录》中一段记述京城人出城探春的文字可窥见一斑：“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钱惟演诗句“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韦襄词句“帝城春媚，绿柳参天花照地”，均是对东京春景的描绘。

    治理“侵街” 维护市容交通

    北宋时期，在东京城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传统的都城布局都是遵循坊市制，唐代长安城达到鼎盛。在这种制度下，整个城市如同棋盘，作为居住区的“坊”与作为商业区的“市”分离，且四周筑以高墙，坊、市门口有专人把守，启闭时间由政府统一规定，晚上实行严格的宵禁。

    北宋之初也采用这一制度，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东京城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封闭的坊市制遭遇到危机，市民推倒坊墙、临街开店的现象屡禁不止。到了仁宗景年间，政府作出让步，允许百姓临街开设店铺，几千年来的坊市制度告别了历史舞台，让位于街巷制。自此整个东京城全面开放，店铺鳞次栉比，商贩旅人云集，大街小巷、桥头路口均是交易之地，连夜市也逐渐兴盛起来。

    然而，街巷制却带来了一个令政府头疼的现象，那就是“侵街”的出现。在坊市制下，城市街道严禁侵占，但在新的形势下，这成为一个问题。端详《清明上河图》就不难发现，无论十字街头还是背街小巷甚至虹桥之上，都有商贩占道经营，加上侵占公共用地私自建房、乱搭乱建，结果导致东京城“坊无广巷，市不通骑”，给城市交通和市容市貌都造成了严重影响。何况，当时的东京城，政府机关与商业区、居民区杂处在一起。对此，北宋朝廷接连下诏治理。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真宗下诏，令“开封府撤毁京城民舍之侵街者”“并令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复侵占”。天圣二年(1024年)，仁宗下诏：“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景元年(1034年)，仁宗再次下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

    为了实现诏令的目的，北宋政府还动用了刑法：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御巷，杖六十……主司不禁与同罪”“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因为“侵巷街、阡陌，谓公行之所，若许私侵，便有所废”（《宋刑统》）。对于官员“侵街”，朝廷更是不容。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一个职务为八作使的官员段仁诲，在家门前修筑垣墙，侵占了景阳门街，太宗大怒，“令毁之，仁诲决杖”。对于一般百姓的 “侵街”行为，考虑到其生计艰难，朝廷还是有所照顾。如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开封府“请撤民舍侵街陌者，上以劳扰不许”。

    为了维护好东京城的卫生和交通秩序，北宋政府成立有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街道司，“掌治京师道路”，基本队伍有500人，与开封府一道，维护街道卫生，遇皇上出宫，须事先整治。无疑，这既有利于出行，也为商品交易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医疗安葬 诏令防控疫情

    东京城经济繁荣、人口稠密且流动性大，因而疫情爆发集中。有学者统计，北宋时期全国发生疫病104次，其中东京占19次，大疫发生在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嘉五年（1060年）、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和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死亡率高、破坏力强，北宋政府对此严加防控。

    北宋政府设有掌管宫廷医务、专门为服务于皇帝的翰林医官院（后改称“翰林医官局”）培养医务人才的机构——太医局，但京城一旦发生疾疫流行，皇上多下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院进行救治。太宗时，东京城又设置驻泊医官，当疾疫发生时，就依法派出医官巡治，控制疫情。

    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五月，京城暴发瘟疫，死亡甚众，朝廷先后颁诏三道以应对疫情，通过派医、赐钱和赐药及令太医局负责治疗等措施，抑制了疫情进一步扩散。其中在派医上，太宗诏令太医局选派出10位良医，“分于京城要害处，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疾而至者，即与诊视”。哲宗元八年（1093年），“在京军民，难得医药，令开封府体访”，“于太医局选差医人，就班直军营坊巷，认地分诊治”。

    为方便百姓购药，北宋政府还广设药局，平时平价售药，疾疫流行时则低价出售或无偿施药。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下令在东京设立“熟药所”（后改称“医药惠民局”，隶属太医局），经营中成药专卖。药所根据民间验方，加工炮制成丸、散、膏、丹等中成药出售，价格也比私人药店便宜，后在全国逐渐普及。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政府在京城设修合药所，后改称“医药和剂局”，局下设药材所，对药材的收购和质量进行鉴别把关。“和剂局”还编印出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入各种成药的配方，以官方药品标准作为药物生产的依据。

    为防疫情扩散，隔离十分重要。北宋政府“遵古之遗法”，在东京设福田院，徽宗年间又在京城和全国设居养院、安济坊，此前元符元年（1098年），朝廷还颁行《居养法》，除养活鳏寡孤独贫者外，还规定对病者给药治疗。

    为防止尸体传播疫情，北宋政府还以度牒（官府颁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为奖励，招募僧人掩埋尸体。天禧年间，真宗特下敕书，嘉七年（1062年），仁宗下诏开封府，均要求在东京城郊外购买地皮，掩埋尸体。元丰二年（1079年），神宗根据陈向的建议，下诏令开封府管辖内的僧侣收葬无主骸骨，此谓“漏泽园”制度。

    在防疫过程中，保护京城公共环境卫生十分重要，因此北宋政府对于侵占河道、倾倒垃圾、污染水源等行为进行制止和惩处。为防止闾巷居民倾倒垃圾、粪便淤塞河道污染环境，朝廷令开封府派出责吏巡逻，一旦发现违禁者，可根据《宋刑统》规定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