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精心侍养双亲，人称其孝。后来其父母相继去世。按照当时的旧制，父母去世后，儿女要守孝三年，也叫“丁忧”。父母去世后，包拯先将他们合葬在合肥东门外4公里的螺丝冈上，在父母的墓旁搭了个草棚，恭恭敬敬守孝三年。他居丧除服，一共经历了8年仍然徘徊于父母墓侧，不愿离家。这样又过了两年，前后整整10年。经过亲友们的多次劝勉，他才下决心离开故乡，回到京城等候差遣。这个时候，包拯已经39岁了。10年前和他同科考中进士的人，早已经升任转运使（相当于大省省长）。后来，包拯的同窗好友、一齐考中进士的文彦博官升至丞相，而包拯最终只升至枢密副吏，相当于副丞相的官职。忠与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内涵，在包拯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包拯这种侍养亲老、十年亡宦的做法给他赢得了非常好的名声，并且受到当时很多大臣的赞誉。
    在真正步入仕途之前，包拯的这种忠孝之举，为他后来的仕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他的忠孝精神更值得后人学习。
    二
    包拯尽孝，10年不仕。10年之后，包拯才重返仕途，决心以身许国。在为官任上，包拯始终坚持清廉公正执法，不管身处何地，都竭尽所能，造福百姓。他不仅是勤政爱民的父母官、铁面无私的监察官和智慧、刚正、廉洁、不徇私情断案的好法官，还是出色的外交官和杰出的理财官。
    下面，从包拯26年的为官生涯中选取几个节点，以点带面，看看包公是如何为国家尽忠的。
    包拯不但善断狱，而且清廉自守，一介不取，人所不及。他不久升官广东端州（今广东肇庆市）为知州。包拯升任知端州后，即于知州府邸的壁上写诗以明志。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包拯《书端州郡斋壁》
    “清心”“直道”就是包拯的立誓，老百姓就是他的见证人。
    端州出产有名的端砚，那是州县对皇帝的贡品，年有定额，征之于民，凡做州官的无不加数十倍取之于民，作为个人巴结权贵之用。包拯到端州，下令只按贡砚数额征收，不准多收一方砚台。他自己连一块砚也不取。肇庆相传有他在西江羚羊口掷砚的故事。包公在端州留下了不少德政，离去时，砚工为了表达对包拯的感激之情，欲送一块珍贵的端砚给包拯，却被他拒绝。砚工不得已用黄布包裹端砚，暗置在他的船舱里。等船行到羚羊峡口时，被他发现，连黄布包裹带砚一并掷之于水。后来那里就留下“砚洲”和“黄布沙”两个地名。《宋史》包拯本传中亦有“不持一砚归”的记述。包公的廉洁由此而驰名天下。
    包拯被调入朝，先任监察御史里行，不久升监察御史，嗣又知谏院（谏官）。御史是纠察百官之吏，谏官如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是对皇帝专设的谏臣。他敢言能谏，不畏帝威，一似他的前辈范仲淹。他看到宋仁宗因宠爱张贵妃，常不依制，又不依才德任官宫妃戚属，大不以为然。于是，他同台谏官王举正、陈旭、吴奎、唐介共论其不是，词意甚切，帝竟接受，并下诏：“外戚毋得任二府。”
    在此期间，包拯亦曾入使辽国。辽国接待使对包拯说：“贵国的雄州城新开偏门，是否想诱纳我国的叛人，以刺探边情？”包拯说：“如要刺探边情，最好走正门，何必走偏门？贵国的涿州城正门洞开，这是不是为了诱纳宋人？”辽人被包拯的反戈相击刺中面门，脸刷地红了，再不敢寻衅。可见，包拯又是一位善于应对的外交家。
    包拯也是通晓财经的专家。他曾任掌一地、一路、一国财权的“京东排岸司”、河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包拯任三司使后，“凡横敛无名之人，多所蠲除”。先前，属吏们如追公债不足数将被监禁，若他们逃走，官府将收押他们的家人。但包拯认为这是不近人情的，便释放了被拘属吏与逃吏的家属。他和属吏们重新约期，让他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办事，老百姓也能稍缓还债。后来，公债都按期收回，既不害公，亦不害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