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城外的这处私家花园，在闹市小巷中别有洞天，可谓“壶中天地”。虽不知有多大面积、有多少花卉，但足以使见多识广的士大夫惊异，显然超过了京师其他园林，而且还没有来得及到其后园观赏！袁褧则记述了其家北宋后期的后圃情况：“余汴城故居近陈州门内，蔡河东畔，居后有圃，乔林深竹，映带城隅。中有来鹤亭，王大父时，有野鹤来栖，遂驯狎不去。”能吸引野生鹤长住，应有相当规模，而且生态环境适宜。由此可见，私家园林何其繁盛，乃至有“生自东都富贵地”者，“家有城南锦绣园，少年止以花为事”。正所谓“京师谁家不种花”， 处处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二
    自有帝王以来，园林就成为统治者享乐的特权之一，多极尽豪华。最早有面积记载的是传说中“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但“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是说周文王园囿广大，达方圆七十里，但其渔猎樵采的经济功能与民间分享。另一典型是殷纣王，“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是其游猎和制造“酒池肉林”的天堂。秦汉长安的上林苑，“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是中国历史上有具体面积的园林中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隋洛阳的西苑，“周二百里，其内为海，周十余里”。唐长安的禁苑，“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苑中宫亭凡二十四所”。武则天都洛阳的神都苑,“周一百二十六里”。洛阳城西的禁苑，“苑城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内离宫、亭、观一十四所”。无一不是占地辽阔的巨型园囿，相应的是难免粗犷。
    至北宋，首都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是地理环境：与前代相比，开封是没有山川天险的平原都城，人口密度大，土地开垦率高，城市内外更是寸土寸金。二是社会环境：宋代土地私有化，国有土地仅占垦田数的不到5%，官方不可能有大面积山林空地，城市内外开放的街市制取代了封闭的坊市制。所以，北宋的皇家园林面积急剧萎缩。最大的金明池，不过东西长约1240米，南北宽约1230米，周长约4940米，昙花一现的艮岳也不过5公里左右。宋代是历史上唯一没有离宫别馆的朝代。
    在新的首都地形、新的城市类型中，新的园林面貌应运而生。由于没有天然山水地形可利用，基本上是依靠人工规划修建，因而主要向精致发展，追求的是“壶中天地”。有园林史家指出：“宋代的皇家园林集中在东京和临安两地，若论园林的规模和造园的气魄，远不如隋唐，但规划设计的精致则过之。园林的内容比之隋唐较少皇家气派，更多地接近于私家园林。”所言符合历史事实。宋代与历代皇家园林相比，演变的整体趋势是：面积由大变小，内容由粗犷变精致，功能由观赏与渔猎并存变为以观赏为主。而北宋开封正是这个大转折的节点。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梦得才有“祖宗不崇园池之观，前代未有也”的评价。例如宋仁宗，在有司请求以玉清昭应宫旧地为御苑时拒绝道：“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宋代以后，元、明、清三代皇家园林的规模复又趋于宏大。
    即使是与唐代长安曲江池春游相比，开封的宋代皇家园林金明池也呈现出平民化特色。在曲江池东岸，唐朝廷修筑了北通大明宫、南通芙蓉园的“夹城”，即与郭城等高的城墙，中间有宽阔的御道，专供皇帝游览曲江池行走，“而外人不知也”。以与外界民众隔绝的方式，来保障孤家寡人的绝对安全。杜甫所谓“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杜牧所谓“六飞南幸芙蓉园，十里飘香入夹城”，便是真实写照。这只是隔断式的与民共享半公共园林，谈不上与民同乐的皇家园林。宋代金明池开放时，则大不相同，“车驾必临视之”。每逢皇帝来游览，并不保密：“御马上池，则张黄盖，击鞭如仪。每遇大龙船出，及御马上池，则游人增倍矣。” 之所以人数成倍增加，一是游人事先知道皇帝要来，二是游人可以看到皇帝。如梅尧臣所言：“川鱼应望幸，几日翠华过。”郑獬有诗云：“波底画桥天上动，岸边游客鉴中行。金舆时幸龙舟宴，花外风飘万岁声。”位于池之中心的五殿，“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神圣的御座附近，只要皇帝不在现场，游人可以参观。更有意思的是，还有很多临时搭建的商铺。如池心岛大殿旁“勾肆罗列左右”“街东皆酒食店舍”“水心有大撮焦亭子，方池柳步围绕，谓之虾亭，亦是酒家占”。将皇家园林改造成熙熙攘攘的民间街市，哪里还有什么皇家的森严肃穆？皇家的神秘感消失了，皇帝的形象开放了、姿态放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