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是一场商周间的王朝兴替战争，它就发生在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新乡地区。而“牧野”之称，最迟也当始于商王武丁都朝歌之际，所以，至今新乡地区仍别称为牧野大地。牧野之战不仅以“革命”实现了周代商君临天下，而且，它所铸就的牧野文化，还对当时礼法制度的承袭与变革，以及后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和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古牧野探源
    新乡古称牧野，早在商代。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说：“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所以，直到今天，人们也常以牧野大地来指代新乡地区。甲骨文中的牧，本意就是指商周畜牧业经济中对牛、羊、猪、狗、马的人工驯养与放牧。《周礼·牧人》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相传，“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民为利”。孟世凯先生在他的《夏商史话》一书中认为，“殷人之王，指的就是相土，皂是喂牛马的槽，牢就是关畜牧的圈，商族本来就是一个擅长放牧的氏族”。商王祭祀要用大量的牛羊，故对畜牧业非常重视。因此，“自朝歌南至清水”这一片广阔平坦、水草丰茂的古牧野之地，应该就是当年商都朝歌郊外的畜牧业基地。
    据《括地志》记载：“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武丁是商王朝发展鼎盛时期颇有作为的一位君主，在商代历史上以武功著称，他在位59年，后世商王为他立庙，尊称为高宗。武丁不仅始都朝歌，他还对农业、畜牧业非常重视，经常到一些农牧地区去视察养牛的情况。卜辞里有“王往省牛”，这时古牧野应当就是当时武丁始都朝歌郊外的农业、畜牧业基地之一。武丁时期的卜辞里还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这说明农业也是商的主要经济支柱。另外，卜辞里还有“在易，牧荻羌”，“牧致羌”“呼牧（致）刍”。孟世凯先生认为，“牧是商王派驻各地管理畜牧的武官”。据此，古牧野之地不仅是商都朝歌郊外的农业、畜牧业基地，还是由商王任命的“牧”进行管理的地方。而牧野之名，至少也当始于朝歌为商王武丁都城之际。
    那么，古牧野之地究竟有多大的面积呢？从东面看，据《括地志》记载：“卫州城，故志云周武王伐纣之商郊牧野，乃筑此城。”这说明现今的卫辉市辖区当属古牧野之地无疑。从西边看，《荀子·儒效》记载：“武王之诛纣也……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压于牧之野。”这也就是说，辉县市的百泉镇是武王伐纣之师在战争前夜的休整宿营地。至于古牧野的北界与南端，据《水经注》记载，“自朝歌南至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牧野也”，这就是说古牧野的北界即今淇县古朝歌城南，而南端所达的“清水”至今为何地不详，但可以肯定整个牧野是一片广阔而水草丰茂的原野，而且与今天新乡辖区大体上相当。
    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是以战争发生的地方而得名。牧野之战不仅是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而且还是“兵之胜败在于政”的典型例证。古代文献中对于牧野之战多有记载，古代名人学者对于牧野之战也多有评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牧野之战从武王之师的“牧誓”即战前的誓师动员，宣布战争的开始，“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皆倒兵以战……纣兵皆崩畔纣”。如此，令人熟知的“前徒倒戈”“反戈一击”等典故，生动地说明了纣师虽众，而由于民心的背离，最终导致了纣国破身亡的败局。
    牧野之战既然是一场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王朝兴替之战，那么，关于这场战争，古代文献的记载和古代名人学者的评述，也会有出于不同角度的评价和认定。《尚书·周书·武成》在描述牧野之战的战况时曰：“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纣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这是说，纣王的军队虽然众多，但在牧野却没与武王的军队发生冲突，而是前徒倒戈，反戈一击去打击助纣为虐的后边自己的军队，直杀得血流成河，连舂米的杵都漂了起来。《史记·周本纪》：“（武王）主率戎车三百乘，虎责三千人，甲士四五万人，以东伐纣……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纣兵皆崩畔纣。”所以，武王伐纣，又有“兵不血刃”“一戎衣天下大定”之说。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兵不血刃”和“血流漂杵”在去古未远的战国时代的儒家同门，就有着不同的解释。主张人性善的战国早期儒家代表孟子，虽然反对“争城一战，杀人盈城；争地一战，杀人盈野”的掠夺战争，甚至主张“善战者，服上刑”，但他在对“血流漂杵”之说不以为然的同时，却表示了对“诛其君而吊其民”，也就是诛杀暴君而拯救人民的以仁伐不仁战争的赞同，并且说：“仁人无敌予天下。”而主张人性恶的战国晚期儒家代表荀子，却又大谈牧野之战的“兵不血刃”，“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弥来服”。战国时期的儒家，他们在孔子去世后分为八派，在和其他学派论战的同时，自己内部各派间也相互争论。
    牧野文化
    牧野之战，一个偏隅西土的小邦周竟以区区不足五万人的兵力，将拥兵七十万之众的大邑商打败。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不仅是堪称奇迹，而且是近乎神话。然而，无独有偶，在商开国君主成汤灭夏之际，也曾发生了类似的鸣条之战（而且，古鸣条经现代多数学者认定就在今封丘县东，也属于新乡地区）。《诗经·商颂·长发》描述了汤放桀的整个征战经过，“（汤）武王载旆，有虔兼钺，如火烈烈，则莫我难曷。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吾昆夏桀”。后来，孟子也曾评价说：“汤一征，自葛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古书上又将鸣条之战的汤放桀灭夏和牧野之战的武王伐纣灭商合称为“汤武革命”。
    《周易·革》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的本义是指皮革，制兽皮去毛而为革，有变更的意思。夏、商、西周三代，都相信他们是由“天命”而立国。因此，先秦三代“革命”的本意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兴替。
    夏、商、西周为三代，禹、汤、文武为“三王”，其中，除了大禹以治水之功得到天下人的拥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之会是夏王朝建立的标志，商汤和周文武王立国，都是通过征伐暴虐、荒淫无道的前朝昏君（桀和纣），从而得到天下人的拥戴。所以，三代开国之君也都是以“利天下得民心”从而得以兴国立朝，这也就是“三代相因”的重要基础。禹“克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不仅是对危乱天下、祸害民众的罪魁祸首、前朝昏君的诛伐，解救广大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尤其重要的是其中的“所损益”，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发展进步的意义和极为深远的影响。总而言之，古鸣条之战和牧野之战，不仅以“汤武革命”在当时社会起到了王朝兴替变革的重大作用，而且它还对后世的礼法制度以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道德、宗教神学思想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而对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又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