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料图片)

    北宋神宗年间，司马光退居洛阳，潜心编著《资治通鉴》，在洛阳一住就是15年。他留下的诗句“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是对古都洛阳这座城市的最好代言。
    司马光喜欢洛阳。回顾他在洛阳的日子，也许我们可以重新熟悉司马光。
    1 著书小组，各有分工
    独乐园建成后，园内藏书数千册的读书堂，成了司马光读书和修史的重要场所。他有一名年轻的助手，就是刚满30岁的范祖禹，其主编了《唐纪》。
    早在公元1066年，司马光就根据宋英宗的旨意，“自择馆阁英才”成立了著书小组。他挑选的两名助手是刘恕和刘攽(bān)，其中刘攽主编《汉纪》，刘恕负责编辑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历史。
    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公元1070年，刘攽被贬出京城，离开著书小组。刘恕也以双亲年迈为由，自请回到江西南康去监酒税，同时在南康继续编书。在这种情况下，范祖禹被补充进了著书小组，一直在洛阳追随着司马光，直到十几年后《资治通鉴》全部完工。
    由于工程浩大，司马光为编书设计了三道工序：第一道是编丛目，第二道是编长编，第三道是定稿。他要求助手尽量详尽地收集史料，再将史料按年、月、日进行整理，然后编成长编。至于最后的定稿，则由他负责。
    范祖禹太年轻，刚开始坐不下来，丛目没编好就想编长编。司马光提醒他要先打好基础，并将刘攽完成的部分《汉纪》给他作参考。最终，仅编完《唐纪》丛目，范祖禹就花了6年时间。
    丛目编好后，要编成长编。司马光又教范祖禹：“长编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因唐代史料丰富，范祖禹编著的《唐纪》长编达600卷。
    司马光承担的定稿工作更不轻松，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删繁去冗，修辞润色。比如，《唐纪》长编600卷，最后被他删到80卷，同时还要保持全书前后风格统一，语言优美。
    因为引用的书籍和史料繁多，其中矛盾、错漏之处不少，如何考订、取舍，需要司马光下一番功夫。今天我们看《资治通鉴》，难以想象书中某一段百十字的叙述，可能编者对其进行考订的文字就有一两千字。
    考订文字多了，司马光便将其汇集成《通鉴考异》一书。书中显示，仅唐代不到300年的历史，《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不确之处就有近600处。
    除此之外，他还用“臣光曰”的形式，为全书配了100多则史论，主要强调“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本来，他著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皇帝讲课。
    2 洛阳聚首，痛失刘恕
    在著书小组里，司马光最倚重的是刘恕。事无巨细，他都喜欢听取刘恕的意见，遇到疑难问题，更是习惯交给刘恕解决。
    刘恕性格耿介，博闻强识，18岁就考中进士，却无意仕途。司马光对他推崇备至，当年曾对宋英宗说：“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得而知者，惟刘恕耳。”
    正所谓能者多劳，刘恕起初负责编写从三国到南北朝的部分历史，后来又加上了隋和五代的历史。司马光也知道，在“群雄竞逐，九土分裂，传记讹谬，简编缺落，岁月交互，事迹差舛”的乱世，史料整理起来非常棘手，“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
    虽然刘恕没有辜负司马光的信任，但繁重的工作极大地损害了刘恕的健康。
    公元1076年，为当面和司马光商量修书事宜，刘恕千里迢迢来到洛阳。自开封一别，至今不过6年，两个人却差点儿认不出对方。是啊!58岁的司马光早已须发皆白、老眼昏花，45岁的刘恕也羸弱不堪、形容枯槁。为了一部《资治通鉴》，他们几乎耗尽了心血。
    这次聚首，司马光想让刘恕在洛阳多散散心。一次，他和范祖禹等陪刘恕到不远处的万安山游玩，看到道旁有碑，是五代时期一名武将的。别人都说不出这名武将的名字，刘恕却能将其一生事迹讲得清清楚楚。司马光回去查了史料，发现果然不错，对刘恕更加佩服。
    刘恕在独乐园住了将近一年，完成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编。公元1077年初冬，他因牵挂父母返回南康，不料才到淮阳就听到老母去世的消息。一路风寒加上悲痛过度，刘恕得了风挛疾，右肢萎缩瘫痪。即便这样，他回去后坚持口述，让儿子刘羲仲记录，继续整理五代长编，直到后来“病愈笃，乃束书归之局中”。剩下一小部分五代长编，由范祖禹代为完成。
    公元1078年九月，清贫一生的刘恕病逝，年仅47岁。
    司马光痛失膀臂，哀伤不已。编书的工作依然繁重，无奈，他只得让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从事文字校检工作。看上去，著书小组还是三个人，但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3 安贫乐道，甘苦自知
    一部《资治通鉴》294卷，字数在300万左右，编写的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司马光在独乐园里一丝不苟地书写，仅草稿就堆满了两间屋子。
    黄庭坚见过这些草稿，在自己著的《山谷论书》中写道：“司马温公天下士也……观其书，犹可想见其风采。余尝观温公《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
    “人如其字”的司马光，在独乐园里著书，日子有苦有乐。对他来说，只要能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别人怎么看都无所谓。
    比如清贫。刘恕是真的家境贫寒，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司马光却不是，他喜欢过俭朴的生活，甚至以标榜清贫为荣，安贫乐道是他的一种境界。
    范镇和司马光是同年，两人是莫逆之交。可以说，最懂司马光的人，非范镇莫属。一次，他从许昌来独乐园看望司马光，就带了一床布衾作为礼物，司马光非常喜欢。
    当时，范纯仁写了一篇著名的《布衾铭》，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司马光“爱其文义”，将《布衾铭》工工整整地写在范镇送的布衾上，甚至嘱咐家人，自己去世时也要盖这床布衾，以此明志。
    范祖禹一直追随司马光在独乐园编书。在他看来，司马光对衣食住行的要求很低，除了编著《资治通鉴》，对别的事情都不甚上心。
    确实，年纪越长，司马光越觉得时间不够用。他每天晚上睡觉都枕着圆木，只要“警枕”一动就会惊醒，起来继续读书。早上的时间，他要用来著书。
    对于这样的日子，司马光的夫人难免觉得闷。一次元宵节，她提议出去看灯，司马光却说：“家里点着灯，何必出去看?”夫人说：“我顺便看看游人啊!”司马光来了一句：“难道我是鬼不成?”
    那个曾写出“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的司马光，如今似乎“无趣”也“无情”了。对司马光来说，只要能完成《资治通鉴》，付出一切他都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