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们利用源源不断塞进铜匦中的告密信，将大批王公贵族、朝中官吏、富商大贾、黎民百姓投入监狱。同时，酷吏们还指使部下，按他们圈定的名单，不间断地向铜匦中投放密信，使更多的人成为监狱的“房客”。酷吏们审判“犯人”有一套独特的方式，即首先捏造一个罪名，用闻所未闻的各种酷刑使“犯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惨绝人寰，等于逼人自诬而置于死地。然后，按照他们的《罗织经》所定的方法，让“犯人”供出“同谋”。因此，一个案件可牵连上百人，并通过“灭族”的方式使数百人同一日被处死。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五月，武承嗣指使周兴诬告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等一批贵族谋反。周兴决定从杨陶身上打开缺口，因为杨陶与他们曾有来往，于是指使无锡一帮无赖向铜匦中投放告密信，称杨陶正勾结徐敬业余党，图谋叛乱。五月二十九日，周兴以这封告密信为依据，派兵到思顺坊拘捕杨陶和其子女。
    杨陶和其子女被戴上重枷，押出大门。到了门外，杨陶一头撞向门前的石狮子上，血溅三丈，当场死亡。因为门前就是南市，商贾众多，见此情景，尽皆震撼。
    杨氏兄妹挥泪别
    武承嗣、周兴原计划利用杨陶给李上金等人罗织罪名，但由于杨陶的自杀，阴谋未能得逞，于是将拘捕的杨珠、杨丽兄妹转入大理寺。
    当时，以告密起家的皇甫文备已升任司刑(大理)少卿，由他主理此案，他认定杨陶谋反属实，为畏罪自杀，应抄没其家;其子杨珠年满十六岁，已为成年人，应连坐处斩;其女杨丽，年十三岁，虽未成年，但属谋逆重犯之女，也应一并处死。
    南市商人和大福先寺僧人闻讯后，不惧株连，联名向武则天上书，为杨氏兄妹鸣冤。因为杨陶一家人缘极好，很多人受过其恩惠。武则天让此案交给另一名司刑少卿徐有功重审。
    徐有功，洛州偃师县人，为大儒徐文远之孙，以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始任蒲州司法参军，因执法公正、宽厚仁慈而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后出任司刑少卿。徐有功重审后认为，此案为冤案，应立即释放杨氏兄妹，杨陶含冤而死，应恢复名誉，诬告者要反坐。
    朝会时，徐有功将重审结果上奏给武则天，武承嗣、周兴、皇甫文备与其争辩。武则天倾向于酷吏们的意见，要求维持原判。徐有功与武则天反复辩解，言辞也越来越厉害。武则天大怒，下令把徐有功押出去斩了。徐有功被拽走时还回头说：“我虽然被杀了，但国家的律法绝不可更改。”到了刑场，临近用刑时徐有功又被赦免，但被免去官职，废为庶民。
    武则天很清楚这是个冤案，但决不肯背负逼死良民的恶名，于是装出一副仁慈的样子，宣布“法外施恩”，将杨氏兄妹免去死罪，杨珠流放岭南的峰州(今越南河内市西北)为奴婢，杨丽到官署为奴婢，余皆维持原判。
    当年六月底，杨珠、杨丽离开大理寺监狱，杨珠和数百名“流人”踏上遥远的流放之路，杨丽和数百名“犯人”将到各官署去做奴婢。临分别前，兄妹二人执手相看泪眼，不知今生还能否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