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社会生活领域，在茶成为宋代全社会普遍接受的饮品的前提下，它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发生了很多关联，出现不少与茶相关的社会现象、习俗或观念。以茶待客、以茶为媒等茶礼茶俗自宋代开始流行起来。
    宋人笔记中有客来设茶的记载，王安石尚为小学士时造访蔡襄，蔡襄用最好的茶叶招待他。王城东与杨亿相友善。王城东有一茶囊，十分贵重，只有杨亿来才取茶囊具茶招待，其他客人绝对享用不到。所以王城东的家人一听传呼茶囊，就知道是杨亿来了。而吕公著则用不同的茶具区别招待不同的客人，“家有茶罗子，一金饰，一银，一棕榈。方接客，索银罗子，常客也；金罗子，禁近也；棕榈，则公辅必矣。家人常挨排于屏间以候之”。现代社会，这种视来宾身份招待客人的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宋代茶饮习俗大盛之后，茶仪开始进入了婚姻仪礼。婚姻仪礼中用茶，主要是取茶有不移之性：“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在宋代婚仪中，无论相亲、定亲、退亲、下聘礼、举行婚礼，皆需用到茶。茶礼完全与婚礼相始终。现代婚礼中，仍然保留有给双方父母敬茶的习俗。
    市井茶坊的发展在北宋达到高峰，这也是北宋政府取消夜禁后带来的最直接的市井效应。茶肆、茶坊、茶楼、茶店是宋代诸大城市乃至县乡市镇中极为常见、为数较多的专门店。
    由于嗜茶，赵匡胤执政时常常光顾开封街头的茶坊、茶肆。据说，他有次到“丁家素茶”品茶，一时高兴，竟将宫中收藏的三国著名画家曹不兴的画亲赐给店主。店家获此宝物后喜极而泣，悬挂于店中。从此，开封城内的茶坊、茶肆就有了悬挂字画的风俗。“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鼓汤，暑天兼卖梅花酒。”除茶肆、茶坊这些固定的饮茶店铺外，还有一些流动的摊贩，诸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邻里，互相支茶，相问动静”，“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门点茶，或朔望日，如遇吉凶二事，点送邻里茶水，倩其往来传语”。以上反映了宋代民间饮茶的风尚。
    东京茶坊，多集中于御街、州桥、朱雀门外街巷、潘楼东街巷、大相国寺东门街巷等处，主要有李四分茶坊、薛家分茶坊、山子茶坊等。此外长约十里的马行街上……“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而《宣和遗事》中记载宋徽宗微服私访李师师时，还有一家“周秀茶坊”。《清明上河图》中有众多的无字号店铺，“沿河区的店铺以饭铺茶店为最多，店内及店门前，都摆设有许多桌凳，不管客人多少，看上去都很干净。桌子有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凳子则均为长条形，而且凳子面较宽，一般都排放整齐”。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年间的开封城，凡闹市和居民集中之地，茶坊鳞次栉比。而且大多如朱雀门外一带那样全天经营的茶坊，从早开到晚，至夜市结束才关。“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归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就是说，在这一带，除白天营业的茶坊外，还有一种专供仕女夜游吃茶的茶坊和商贩、劳动人民拂晓前进行交易的早市茶坊。这种“鬼市子”茶坊，“至晓即散”，实际上是一种边喝茶边做买卖的场所。
    《水浒传》是明人所著，但水浒故事自宋以来便在民间广为流传，所以，对北宋生活与北宋茶馆文化的研究至今还有较高价值。在《水浒传》里，有专为公人候时、办事的衙门前茶坊，有小镇闲坐的茶坊，也有王婆专门说媒拉纤的茶坊。反正，在北宋，尤其是在开封城内，吏、卒、工、商各色人等，大都以茶坊为根据地，以喝茶为主要聚会方式。
    茶馆、茶肆遍布各地，成为社会中一个专门的服务性行业，不仅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消费场所，也为戏曲、说话、专业人力市场、信息传播等提供了重要的公共空间。因为茶在宋代社会的普遍使用，宋代甚至出现了以“茶酒司”为首的排办大宗筵席的社会化服务行业。种种观念与习俗不仅为宋代形成空前繁荣的茶文化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们自身也成为宋代茶文化多姿多彩的现象之一，一起极大地丰富了宋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
    由于茶的普遍使用，茶不仅为宋代宗教僧侣道徒们日常饮用，也成为他们修炼、传道所借助的物品之一，更是宋代禅僧与文人士大夫交往的媒介之一。
    唐代禅宗兴盛，把禅与茶合起来，称为“禅茶”，品茶也成了参禅。宋代依旧如是。
    道教很讲品茶，宋代道教兴盛，内丹派南宗“南五祖”之一白玉蟾（即葛长庚）首《水调歌头·咏茶》讲，品茶能提高境界；全真派第二任掌教，“全真七子”之一丹阳子马钰有首《长思仁·茶》，讲品茶有助于修行，这都是把茶精神拔高的方法。
    由于茶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宋代的茶业经济也迅速发展，茶税收入是宋政府财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茶马贸易是宋代的重要边贸，同时也是宋朝获取战马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