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照大旗 马鸣风萧萧

        既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养马地区就已经形成，那么北宋缘何会缺乏优质战马？北宋养马场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塞北产马区基本上被北方少数民族占据，其中很大一部分位于燕云十六州境内。燕云十六州，又称“幽云十六州”“幽蓟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全境，以及山西、河北北部地区。公元936年，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晋国，辽太宗与石敬瑭约为父子。天福三年（公元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有能够完全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宋朝统治者几度欲收复失地，均以失败告终，直至宋朝灭亡。据相关史料记载，宋朝开国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打算用金钱赎回失地。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移师幽州，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激战，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乘驴车逃走。之后北宋与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一直未能占领此地。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23年2月把太行山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如约归还。但完颜阿骨打死后，金以张觉事变为由伐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金兵又占领燕京地区。直到明朝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遣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燕云十六州才得以重新并入汉人势力范围。

        作为西北产马区的甘凉河套一带当时在辽、北宋、西夏三方对峙中被分割占有。西夏承唐末定难军节度使的余荫，据有河套，历世经营，直到实现其称霸西北策略。以后西夏的政治中心虽然西移，但河套地区整体尚在其掌控之中，西夏不断利用河套地区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与宋、辽相抗衡，且不断取得胜利。辽国东征西讨，兵锋直达河套境内，并占领了河套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因辽国主要进攻对象在中原地区，因此也没有着意经营河套地区。宋太祖建国之初着力安定南方，无暇北顾，对河套地区采用安抚策略。李继迁反叛后，宋朝廷处置失当，终于在宋仁宗时期西夏坐大，形成北宋的边患，宋朝廷因此失去了对河套的实际控制。

        传统意义上的天然牧场此时或被少数民族政权所掌控，或被民众开垦为田，宋代养马业的发展失去了传统的畜牧业基地，迫使宋人不得已在黄河中游和中原地区这些农耕区内开展牧马业。如何尽快恢复日益颓弊的马政，保障战马的供给，从而建立起能与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的骑兵队伍，便成为宋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宋朝统治者沿袭唐五代监牧之制，在京师开始设置左飞龙院和右飞龙院，标志着宋代官营牧马业初步建立。此后，随着统一战争的不断深入，北宋版图逐渐扩大，北宋统治者开始“分置诸州牧养之”。这些地方上的诸州牧监，由知州与通判共同管理，是宋代官营牧马业的基层管理机构。至此，北宋中央的两院六坊监和地方诸州的牧监相结合，使得官营牧马业逐步走向系统化、制度化。宋真宗时期，马匹数量和规模进一步变大，于是宋政府在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设立群牧司来统辖全国马政，群牧司成为马政管理系统的核心。因集中养马成本太高，王安石实行变法，其中一项举措就是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民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这样马匹的质量和数量提高了，政府也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但不久保马法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但因受守内虚外策略影响和反战言论的刺激，加上由于气候条件、疆域的变迁所引起的传统牧马场地的变动、马匹的质量低下等诸多因素影响，自宋真宗后便逐渐走向衰落，直至南宋时期也未见兴盛。为弥补战马资源的不足，宋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增加战马的后勤储备。其中，从边疆传统产马地和少数民族地区采购马匹即茶马贸易，成为宋代军队补充战马资源的重要途径，西北诸蕃马、秦马、河北本群马、京东马、淮马等通过茶马互市贸易的形式来到北宋，成为北宋军马。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了种类不同的马匹，但受气候条件的制约，西北方饲养马匹的条件要强于东南方，更适宜马的生长。西北与西南地区因与诸多少数民族地区接壤，更容易获得符合骑兵需求条件的马匹，质量上要强于土马和东南部所产之马。

        随着宋朝政局的变动和疆域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或被征服，或与宋廷中断了联系，导致北宋马源进一步减少，战马的来源也日渐枯竭。因此，宋代没有充足的、高质量的马匹作为战马的储备，建立不起能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抗衡的骑兵部队，军队战斗力得不到有效保障，导致对外战争一再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