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亡，可嗟可叹，后人常用“崖山之后无中国”来表达叹息之意。然北宋之弱，在整个中国王朝中也是屈指可数的，究其原因，燕云十六州的丢失频频被提出，没有燕云之地，使得大宋失去养马地，无法建立骑兵与北方抗衡。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又丧失了西北至关重要的甘凉河套地区，这一次挫折，不仅使宋朝丧失土地，失去西北塞防要地，最致命的是使宋朝再次失去了可用于养马的地方。北宋由于丧失产马之地，军马主要来源于同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军队以步兵为主，导致在与少数民族战争中失利，进而危及北宋统治地位。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每天11：00 和15：30 ，马战《岳飞枪挑小梁王》就会在清明上河园校场内精彩上演。只见一群身着战袍、骑在马背上的骁将，手执冒着黑烟令棒的勇士闯入校场内进入人们视线，战马嘶鸣、扬沙漫漫、炮声轰鸣、飞箭鸣镝、硝烟四起，千年前腥风血雨的古代战争场面在观众眼前全景展现，让游客仿佛回到千年前的宏大古战场。

        骑马作战，被称为马战。马战对于古代战争的影响是巨大的。宋朝最有名的骑兵部队莫过于岳飞统领的背嵬军，曾创造多次大败金兀术的辉煌战绩，尤其是朱仙镇之战，背嵬军更创下500背嵬精兵大破10多万金军的辉煌战绩，以至于金人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然而，除此之外，有宋一朝特别是北宋在马战中获胜的例子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就在于养马场丧失，缺乏优质战马导致军队多以步兵为主、骑兵较弱。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谈及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时指出，北宋军力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东北、西北马场被契丹、西夏所占，故有宋一代缺乏马匹，不能培育战略性的骑兵力量在平原地区和北方少数民族作战。他说：“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一是所谓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一是甘凉河套一带。一定要高寒之地，才能养好马。养马又不能一匹一匹分散养，要在长山大谷，有美草，有甘泉，有旷地，才能成群养，才能为骑兵出塞长途追击之用。”

        蓟北，唐代泛指幽州、蓟州一带，唐朝诗人杜甫有“剑外忽闻收蓟北”的诗句，宋代是蓟州以北的区域，即黄崖关长城以北、天津蓟县以北区域，该区域在古代是塞北产马区。甘凉即今甘肃张掖、武威地区；河套即河套地区，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甘凉河套一带，境内之黄河水流平稳，两岸土地肥沃，可耕可牧，史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说，在古代是我国有名的西北产马区。

        据《中国马文化》一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养马地区就已形成，主要地区为中原产马区、西北产马区、塞北产马区、关东产马区、西南产马区和东南养马区。塞北产马区，即长城以北广大的草原，是蒙古马种的古老产地。战国以后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此相继兴起，拥有庞大马群。通过民族间的贸易、战争和迁移，这一地区的大量马匹自周、秦以来不断传入中原。如唐代在北边设马市，贡马有的甚至来自贝加尔湖一带。明、清宣化、大同等边塞重镇每年向塞外贩马定额达3.4万匹，并听任民间在边塞自由贩马。从辽、金、元到清代，察哈尔草原都是主要养马地。元代统治期间，牧马地从西伯利亚东南部，经察哈尔至黄河下游，共划分为12个大牧区。清代在察哈尔全境组织蒙族发展养马，全国军马大多产于此。

        西北产马区，这一地区包括古代西域，草原丰美，各族人民历来以畜牧为生，盛产良马。2000多年来即为中国主要的良马资源地。陕西、甘肃地区养马也有悠久历史。公元前约900年，秦国的始祖在此为周孝王养马有功受封，后建国，秦马也因此有名。以后汉、唐时的大型国营养马场，即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唐代安史之乱后，陇右陷于吐蕃，畜牧仍然发达。宋、明两代行茶马制度，每年从西北地区向内地输入马匹数以万计，其中包括唐马遗种。明代在陕、甘两省屯垦繁殖军马，又建养马场，直至河西走廊远处。清乾隆年间，设马场于西宁至嘉峪关外，伊犁、巴里坤两地马场规模尤大，还牧养由内蒙古和玉门运去的种马。

        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今山西）设有牧监，马产甚多。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于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西南产马区，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马、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于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当做军用多不及北方马。

        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关东产马区即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胡及相继兴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于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匹最多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