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方文思涌相府
七子才华付高楼

    在汉献帝建安时期的二十五年内，虽然留传于后世的诗歌不到三百篇，但历代都把建安时期看作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公认“三曹”、“七子”是当时文坛上的代表作家。钟嵘《诗品》对建安文人有较为客观的评价：“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勘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可见当时文人之多，文学发展之盛。毫无疑问，“七子”在政治关系上是“三曹”的僚属，在文学事业上则是“三曹”的“羽翼”，他们共同肇开了一代文风，使中国文学进入到“文学自觉”的发展阶段。
    所谓“三曹”，即汉魏诗人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他们不仅政治地位显赫，且文学成就斐然。曹丕的《燕歌行》是我国最早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他的《大墙上蒿行》被明清思想家王夫之评为“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曹植是建安最负盛名的作家，钟嵘说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是“建安之杰”，谢灵运称他“才高八斗”，杜甫也称赞“曹植文波澜壮阔”，《洛神赋》更是千古绝唱。曹操虽戎马倥偬，却手不释卷，其诗苍劲雄浑，开一代诗风，鲜明地体现了“建安风骨”的特色。“三曹”风格各异，相互辉映，实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迹。
    所谓“七子”，系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他们均有异才，多在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汇聚至许都的。王粲长于辞赋，深受蔡邕赏识，传有“倒屣相迎”的故事，七子中他的成就最高，其中《七哀诗》、《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诗品》列其五言诗为上品。孔融为孔子二十世孙，曹丕称他的文章“体气高妙，有过人者”。陈琳，擅长章表书记，写作的檄文因语言犀利而深得曹操喜爱，甚至因高兴竟治好了正发作的头风痛，可见其文妙不可言。阮瑀章表书记如同陈琳，为当世之杰，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他文思敏捷，曾在马上草拟文稿，写好呈献给曹操，曹操读罢想予删改，竟无从下笔。徐干主要作品为《中论》，曹丕评为“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应玚长于辞赋，多写离居飘零之感。《诗品》称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又说“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
    除七子之外，还有当时还有蔡琰、杨修、路粹、吴质、繁钦、丁仪、邯郸淳等近百位贤德文才。不少饱经沧桑的文学志士被曹操不拘一格的爱才政策所打动，或千里投奔，或四方汇聚至曹操身边，诗酒唱和，一时间，许都城里城内，人才济济，他们在协助曹操治国安邦、征战讨伐的同时，积极从事文学活动。诸如曹操千古绝唱《短歌行》，就是建安初年在许都宴请宾客时的酬唱之作。“七子”也多在许都城内激扬文字，抒发慨叹。据说，当年许都丞相府内有座高楼，原是曹操的书斋，每当他们出征、班师回朝或逢大型国事活动之余，曹操总会邀请七子和其它文人来此聚会，饮酒畅怀，赋诗吟咏，此楼遂被称为“赋诗楼”。后因建安七子常伴曹操父子在此“觞酌流传，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故又名“七子赋诗楼”。可以说，“七子赋诗楼”不仅是当年建安文人聚会的场所，也是建安文学重要的创作地点。
    据传，当年的赋诗楼颇为壮观：楼檐飞阁舞云端，曲阶纵横入高空。碧丹溢彩斑斑多姿，金银光照熠熠生辉。清风佛萃悠悠作响，夕阳回映栩栩欲飞。登楼瞭望，天地开阔，绿水浩荡，盈人心怀。如临月明之夜，则浩空如洗，银河似练，凭栏咏唱，莫不意夺神驰。相传，王璨、陈琳、应玚等人曾在此共吟《神女赋》，蔡文姬则于此吟诵她那催人泪下的《胡笳十八拍》。而曹操更有登楼赋诗的雅兴，《三国志·武帝纪》云：“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由于大批作家聚集许都，开创了文人雅集的先河，已具备文人集团性质，因此，这个时期的诗坛一扫东汉末年沉闷的局面，兴起前所未有的文人诗歌创作雅兴。虽然不同作家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不一，但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丧乱时代“人生无常”的苦闷与痛苦生活，所以能共同关注社会现实，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危亡联系起来，抒发内心所蕴蓄的雄心壮志，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独特风格，即后世所称的“建安风骨。”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许都文人这种独特的文学活动方式，一直延至邺下文人集团。正因为许都建安文人群体的积极创作活动作奠基，才会有辉煌的建安文学和其峥嵘风骨。它同邺城的西苑一样，一同彪炳千秋。
令人遗憾的是，这座曾经对建安文学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的赋诗楼，毁于北魏时的兵火。现在，人们只能从废旧破碎的汉砖瓦砾上去追忆当年“七子”们“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风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