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法三：宋太宗能顺利当上皇帝并稳坐宝座，赵普是出了不少点子的，所以他被宋太祖削去的相位，当宋太宗一即位就给恢复了（罗大经所说的“赵普再相”就是指此）。赵普与宋太宗关系非同一般，这从宋太宗亲自为其撰写《赵普神道碑》可以窥知。假如赵普果真在宋太宗面前讲过“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之类的话，为什么《赵普神道碑》中却只字未提呢？而宋代自宋太祖起就“重文轻武”，像“半部《论语》治天下”如此有利于这个指导思想的话，要是确实属实的话，而居然未被统治者看中并利用，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说法四：生活在两宋之交、比朱熹只大15岁的史学家李焘，处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可是，在他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也只字未提及“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说法五：把《论语》捧为“四书”之一并将其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朱熹，熟知赵普三度为相的史实，要是真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事情，借此抬高《论语》的身价，对朱熹而言，该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朱熹说：“赵韩王（赵普）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就算是将“收许多藩镇之权”完全归功于赵普，那么说以此“立国家二百年之安”也是吹牛，因为在北宋年间，单是北方辽金的侵扰，就一直未断，何来“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又何谈“仁者之功”？即使撇开这样的史实不论，那么作为文官的赵普，极力怂恿宋太祖解除开国武将之权，也难脱借此争宠，通过压抑武官权势而抬高自己的干系！也不能算作“仁义”罢！然而，朱熹如此夸大其词地借此宣扬赵普的“仁者之功”，而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过硬的佐证反倒未用，也只能说明到朱熹时代，还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上述说法都无一例外地昭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赵普生前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都还没有出笼。在朱熹将《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称作“四书”，列入儒家经典的二三十年后，才有人提出此说。 
    但此说真正流传开来，则是在元朝。然而，恰恰是在元朝，儒学和儒生地位一落千丈，所谓“九儒十丐”，儒生被称为“老九”的说法即由此发端。其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连自己的生计问题都难以解决的“满腹经纶”的儒生，何谈治理天下！高文秀在《遇上皇》杂剧中的那句台词，不过是被冷落的儒生们打肿脸充胖子、聊以自慰的一种自我吹嘘罢了。由于儒生们毕竟充当着私塾的教书匠，占据着社会教育的广大舞台，所以，这句极大夸张了《论语》功能的大话，得到那些能将《论语》倒背如流的儒生们的普遍欢迎，并加以广泛传播，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儒学复兴孕育理学体系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奠定了我国古代学术的正统地位。后世儒者，莫不以解释、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为依托，这便是所谓的经学。2000多年来，各个历史阶段的经学留下了不同的时代印记。北宋时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以怀疑传统经学为起点，进而汇成了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最终演化形成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理学。 
    “儒学的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叶平认为，勃兴于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可以追溯到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使得长期处于萌芽中的儒学复兴运动直到北宋才得以成长、发展。” 
    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他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在“马上”治之。他不仅自己手不释卷，且严格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以知治国之道。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他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 
    唐朝建立之后，唐太宗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并以此作为取士的标准，其治经方式仍然承袭的是汉代的章句之学。中唐以后，随着佛道势力的扩大以及政治上的危机日渐暴露，禁锢思想、笃守义疏的经学传统开始逐步被打开缺口。生活于中唐时期的啖助、赵匡、陆淳的“新春秋学”便是这个时代打破传统僵化经学风潮中的突出代表。其后，韩愈面对佛道势力的昌炽，明确地打出了复兴儒学的旗帜，企图在更新儒学的基础上重振儒家的声威并恢复其崇高的地位。中唐以后，王朝政治出现了类似春秋时期王权失落的现象，藩镇割据一方，伦理纲常荡然无存。到了五代时期，统治者更是走马灯似的兴灭无常，50余年间，五姓十三君，替换之快速，历代少有。十国林立，各霸一方，疆土割裂，为历史上所罕见。 
    经历长期混乱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强本弱枝，同时广泛收罗社会人才，以夯实封建统治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既高唱“三教合一”之论，也力图寻找方法重振伦理纲常，这为儒学复兴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北宋的建立与局部统一以及实行的对外政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高是空前的。据测算，开封作为当时的首都，人口超过百万，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到了北宋晚期，全国人口已突破一亿大关。当时的科学技术和铁制生产工具也有了长足发展，垦田总面积扩大，单位产量提高，均达到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也处于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农业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商品交换，宋代的商品经济空前活跃。高度发达的经济和相对稳定的社会为复兴儒学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基础。 
    在宋初诸儒复兴儒学活动的基础上，周敦颐的濂学、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邵雍的象数学以及三苏父子的苏氏蜀学在北宋中期先后兴起。他们反省儒学危机，突破了章句训诂之学的局限，注重从整体上探索、把握儒家经典的内涵，根据自己的主观认知直接领悟并阐发儒家经典中蕴含的大义。与此同时，他们在探究佛道之学长处的基础上，立足儒家而又广搜博采、兼收并蓄，充分吸收利用佛道之学的理论思维成果。在经过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之后，新的儒学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儒学开始走向复兴。 
    到南宋中期，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繁盛辉煌的新阶段。湖湘学派、闽学学派、象山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活跃于学术舞台，他们继承了北宋儒学发展的成果又有所超越，在相互争鸣、论辩的同时又互相影响、借鉴、吸收。湖湘学派的性学理论体系、闽学学派的天理学体系、象山学派的心学体系、永康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提升、深化了儒学。 
    随着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儒学复兴运动的参与者开始追求超越学术性质的另外一个更大目的，就是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因此，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实质上是一场对儒学的改造，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在南宋时期正式形成了影响人们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数百年之久的新型儒学——理学。 
    永不熄灭的智慧之光 
   总有一本书让你爱不释手、如沐春风，总有一个智慧故事滋养你的心灵、激发你的潜能，总有一种思想让你改变人生、成就辉煌。 
    一部《论语》，大道至简，要言不烦，中华民族一读2000多年，百读不厌、百思不尽。 
   这种存在，叫隽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