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23岁进士及第后，在叶县（今属河南）、太和（今属江西）等地做了17年的低级官员。这一时期他的诗比较关注社会现实，如《流民叹》《和谢公定征南谣》等，抨击时弊相当尖锐，而少见“怀才不遇”的自伤之词。这与宋代的国力、民生状况以及宋代士大夫的责任感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诗人浸淫濡染佛教思想有关。他曾作过《观世音赞》《发愿文》等赞颂文字60多篇，其诗作语带禅机、内含禅趣。 
    《岳阳楼记》《戏答元珍》《醉翁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作品，也表现了与唐人同类诗作截然不同的主题和风格，苏轼则更是把“三教合一”思潮与为官处世的直率旷达及善处忧患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 
    在仕途乃至人生旅程上，苏轼可谓几经沉浮，政治上多次被贬，杭州、黄州、湖州、汝州、颍州、惠州、儋州、常州等地处处留下其身影，但每一次命运的转变，苏东坡都能淡定而又从容地应对，其淡泊旷达的心境自然流露，并演绎为少有的乐观与进取，这与他思想深处能够有机融汇儒、释、道之精华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对于苏轼而言，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够修、齐、治、平，既历练个人身心，又造福一方。从其思想轨迹来看，苏东坡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旷达人格，在出世、入世间构建了自由行走的精神法则。 
    在从政初期，苏东坡可谓身怀忧国之志，他以儒家所倡导的“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证。然而，在朝中不够圆滑世故的性格使他刚进入仕途不久就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被一贬再贬。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够深切关注社会的安宁和百姓的疾苦，并且政绩显赫，深得民心。即便年过花甲，被贬儋州，苏东坡还在词中写道：“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觑，旧学终难改。”可见其儒家济世之心虽然渐渐淡化，却从未消失，依然是身在江湖、心系朝廷。 
     从儒向佛的转变，是在苏东坡步入不惑之年以后。当时，他被贬黄州，仕途上的不顺并没有使他患得患失、诚惶诚恐，在其思想的历程中，他将儒家的“独善其身”与禅宗的“无念”巧妙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超然于万物，特别是在逆境中能泰然处之。在黄州期间，苏东坡全身心地研习、领悟佛理，在《黄州安国寺记》中，他谈到了学佛的体会：“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 
    在精研佛学的日子里，苏轼留下了《读坛经》《诵金刚经帖》《袁宏论佛说》等读书心得。他曾经对弟子说：“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慎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在这里，“慧性”“圆通”“觉悟”显然是佛门必备之功力和心境。在苏东坡看来，人在获得内心的宁静之前，必须克服恐惧、恼怒、忧愁等心理障碍。心灵经过适当的修炼，必然会超脱身体的羁绊和物欲的诱惑，从而进入豁达的境界。 
    由佛而道，是苏东坡的又一大转变，他深受佛家“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生活，并乐在其中。他曾在一家道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且有不少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学道举措。尤其是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游等道家思想深深拨动了他的心弦，他对《庄子》一书可以说是烂熟于心，这对其旷达人格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他留下的《赤壁赋》中，我们可以读出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逍遥心境：“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道家的养生之道为苏东坡所推崇，他给一位向他求教长寿良方的朋友写道：“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他在《论修养帖寄子由》中写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凡尽心，别无胜解。以我观之，凡心尽处，胜解卓然。但此胜解，不属有无，不通言语，故祖师教人到此便住。” 
    宋代以后，“三教合一”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至今仍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儒、释、道三教长期的融合过程中，宋代士大夫主动调和儒家入世与佛教出世之间的矛盾，积极倡导“儒、释、道三教为一”的思想，可谓功不可没。 
    以独特的方式 
    诠释文化的厚重 
    开封的文化是厚重的，上至夏朝或更远，绵延至今。北宋时期的宗教文化，尤其是“三教合一”，无疑是历史长河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宗教，是最古老和最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的积淀形成了宗教，而宗教的发展，又成了一切文化得以弘扬的基石。 
    宗教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将伦理道德、哲学人生、文学艺术、政治法律、民俗风情等熔于一炉，几乎涵盖文化的一切内容，凡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无不渗透着宗教的影响。所以，宗教与文化总是相伴相随相得益彰。宗教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枝繁叶茂、源远流长；文化因宗教的张扬而意蕴深刻、光彩照人。可以说，没有宗教，就没有文化的绚烂；没有文化，宗教将如干涸的池塘。 
    “北宋时期的宗教文化即‘三教合一’，具有根源性、原创性、包容性、基础性和辐射性等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奠定了中原宗教在中国宗教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要的地位。”郭宝光说，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统一共存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多样性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形成多源汇聚的过程和多元一体的结构。北宋时期，整个社会对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外来宗教）都相当宽容，这种宽容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传统哲学的自信，各种类别的宗教及其分支教派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正常存在和发展，且和平共处，这对超稳定的封建社会得以延续千年之久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我们在理解、消化、认知各种宗教时，态度之认真、思索之深、耗时之久，都是相当惊人的。 
    宗教文化可以为今天利用和吸收的东西很多很多。郭宝光举例说，就“和谐”来说，各宗教都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佛教向来都讲“和”，按照佛教的“缘起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离开因缘而独立存在，万事万物都是一种和合共生的关系。所以，人心和善、人际和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人间和美、世界和平，一直为佛教所倡导，并成为其修为、奋斗的目标。佛教是最重视心的作用的宗教，它认为“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主张“和谐世界，从心开始”，身心和谐是最根本的和谐。 
    道教也有着崇尚和谐、促进和谐的优良传统，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而“道”之最根本的属性就是生成容纳万物、自然平和无私、无为柔弱不争。这正是和谐理念之要义，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知常曰乐”等。道教提倡敬重生命、关爱自然，主张天人和谐，这对于我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伊斯兰教也是主张和谐的宗教，以两世吉庆的思想激励人，以宽容友爱的精神引导人，以劝善戒恶的道德主张塑造人。这些都说明，国家关于“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一命题的提出，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深思熟虑，不是一般口号而是科学命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本政策，具有深刻的根据。 
    郭宝光最后说，宗教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流淌在人们的血脉中，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习惯。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儒、释、道三种文化已经深深熔铸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了。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当吸纳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一切积极因素，以时代脉络为坐标，纵横延展，兼容并蓄，确立起中原文化、中华文化核心地位的实力和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