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一”的历史钩沉 
    “ 三教合一”是非常宏大的概念，通常所说的“三教”即儒、释（佛）、道三家。 
    “儒教”一词最初是指以儒家学说教，这里的“教”具有“教育”“教化”的意义。后来称孔孟之道为儒教，亦称孔教。宋代静斋学士刘谧作《儒释道平心论》就将儒家学说视为“儒教”，并指出其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如果以西方的宗教学理论来衡量，儒学算不上宗教，但是中国古人对它的信仰之深，它在古代社会政治和民生中产生的影响之大，又非一般的宗教可比。 
    中国文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普遍遵循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建立的家庭、宗族、国家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秩序，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可见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称儒学为“儒教”并不为过。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以道家学说作为立教的理论基础，重视生命的宁静、恬淡、朴素和心灵的返璞归真，注重自我修养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道教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时刻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教徒心灵的净化，推行“天人合一，和谐相处”，要求人自我约束，尊重生命。 
    据史料记载，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前后从印度传入中国。公元287年，开封便有佛教的传播。佛教宣扬“十二因缘”，认为人生是一个苦难的历程，只有信佛悟道才能得以超越生死轮回。可以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就是与中国固有的本土思想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 
    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南北朝的《理惑论》，论儒道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进一步展开，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不容置疑。时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到了隋唐，儒、释、道三教进入了三教合流的新时期。至北宋中叶，思想领域呈现出“三教合一”的态势，并逐渐成为此后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 
    三教关系从早期强调社会教化方面的“三教一致”，到唐代各自立足本教对其他两教加以融合吸收的“三教鼎立”“三教合流”，进而发展为入宋以后的“三教合一”，标志着三教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儒、释、道三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终找到了它们的共同归宿，找到了以儒为主、以释道为辅的最佳组合形式，使中国人在哲学与宗教之间、理性与神性之间可以从容选择；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来往，形成中庸、平和的心态。 
    北宋初年，宋太初在《简谭》自序曰：“礼之中庸，伯阳之自然，释氏之无为，其归一也。”宋真宗亦谓：“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滞情偏见，触目分别，则于道远矣。”宋代的儒家学派大多属于“三教合一”型，著名理学家大多有出入佛老的经历。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在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宋儒以儒学为主干，吸收佛道理论思维的精华，将儒、道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家的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结合起来，最终以“理学”完成了对三教的融合。 
    宋代士大夫的三教观念 
    “三教合一”的人生哲学在宋代士大夫的思想结构中实现着一种互补，也给宋代文人士大夫带来成熟、稳健的心理素质。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宋代“崇文抑武”的统治策略，使宋代文人士大夫积极入仕参政，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明显增强。与此同时，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宋代文人思想上的束缚以及个人仕途上的挫折等因素，又使得宋代文人习惯从佛老思想中寻求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在境遇困厄之时，道家和道教的“无为而治”、一切顺应自然等处世态度和佛教“一切皆空”等思想都给宋代士大夫以形而上学的思考和精神上的超脱，如甘霖般滋润了他们受伤的心灵。 
    正因为有如此融通的思想和较为开阔的心境，宋代文人对于仕途挫折和生活遭遇的应对要比唐代文人灵活自如得多，宋代诗文也往往呈现出一种睿智、豁达和超脱的精神，宋诗更是以“理趣”著称。这些特征都源于宋代文人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和圆融通达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