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后来很多戏曲便直接将包公戏目总结为“大铡”。如河南豫剧有“四大铡”，即《铡赵王》、《铡美案》、《铡郭嵩》、《铡郭槐》等经典剧目。在戏曲的影响下，包公和铡刀结下了不解之缘。比如开封的开封府景点内，不仅陈列有三口大铡刀，还作为旅游节目，天天有演员扮演包公和他的手下在开封府里“开铡”，颇有公断的氛围。而安徽合肥包公祠祭祀之地也陈列着三口大铡刀，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北宋开封府铡刀刑具的 
    有与无 
    铡刀本是饲养牛马、制作饲料的工具，在中国古代法律里从来没有以铡刀作为刑具的历史。自先秦到宋代，也从来没有见到铡刀行刑的记载。秦汉时期的死刑种类“腰斩”，是罪人裸体趴在“砧”上，用斧子，也称“斧钺”，砍断罪人身躯。因此，古代有“斧砧”、“斧钺”代表死刑和刑具的说法。据汉代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第四》记载：“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意思是说，周武王攻克商纣王王宫后，用黄钺斩了纣王的头颅，悬于太白旗上。 
    直到汉代仍以“斧钺”为斩首的刑具。由于“斧钺”是一种斩杀罪人的刑器，所以历史上有“斧钺之诛”的说法。在隋朝确定的“五刑制度”中，死刑仅有“斩、绞”两种。“斩”，是以刀斩首；“绞”，是以短棍收紧套在罪人颈部的绳圈，使其窒息毙命。 
    唐、宋两代基本沿袭了“五刑制度”，死刑种类仍然只有“斩、绞”两种，只是针对个别极其严重的犯罪才特设“凌迟处死”。因此，在包拯所处的北宋时期，大致是没有铡刀这种刑具的。 
    实际上，“铡”这个字出现得也很晚。据说，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根本没有“铡”字；在唐宋两代的文献中也极难找到“铡”字。铡刀的记载大量出现是在元朝，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冬季需要将储备的草料切碎来饲养牲畜。铡刀有固定的支点，能够将草料切割均匀，“铡”字右边部分“则”字按照《说文解字》解释：则为“等画(划)物也”，具有“均分”的字义。公元1615年，在明代学者梅膺祚编纂的工具书《字汇》中，解释“铡”字为“铡草也”。可见，铡刀是专门用来铡草的工具。 
    可是，在元代杂剧里，已经将铡刀视为皇帝特赐的刑具，可与“势剑”，即“尚方宝剑”同等对待。“势剑铜铡”也已经被描写为包公在开封府断案的场景。在元代杂剧里，铡刀是用来砍头的刑具，比如元代李行甫《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包公的台词是：“在公厅上胡言乱语的，若不是啊，就把铜铡来切了这个驴头。” 
    饲马工具“铡刀”演变为刑具“铜铡”，想来不可能是用铜做成的铡刀，不过是用铜皮包裹了木质铡刀床，以便于洗刷污垢罢了。 
    清代说书艺人石玉昆，生活于公元1810年至1871年的晚清时期。公元1853年，清廷开始实行对盗贼等重大犯罪“就地正法”的制度，允许地方督抚直接批准下属执行死刑。在一些治安差的地方，滥用死刑的情况比较严重。可以想象，有些刽子手为了便于执行死刑，很可能会使用铡刀。石玉昆见到这样的情形，将其编入包公故事之中也是很自然的事，不难理解。 
    到了距宋代几百年的晚清时期，著名说书艺人石玉昆的包公传奇说书词，被人改编为著名的小说《三侠五义》。这时，宋代包公的铜铡又回来了，而且变成了“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系列产品“三件套”。自此，《三侠五义》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成为很多近代戏曲故事的源头，三口铡刀也越传越神了。 
    可见，上古时期的“三大邪刀”龙牙、虎翼、犬神，演变成宋代包公的“降龙”、“伏虎”、“斩犬”（俗称“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的“青天三铡刀”，并非是空穴来风，是开封华夏人文历史传承的必然结果。 
    从实际情况来看，即便上古时期真的存在龙牙、虎翼、犬神 “三大邪刀”，也不大可能会保存到宋代。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后人存在重新铸造的可能。在宋代，龙牙、虎翼、犬神 “三大邪刀”重现为降龙、伏虎、斩犬“青天三铡刀”，一则可能是宋代著名铁匠韩蕲根据上古时期“三大邪刀”的历史传说重新铸造的结果；二则可能是清代末期说书艺人石玉昆演绎而来的结果。无论是上述哪一种情况出现，都是由上古时期开封华夏人文历史传承而来，即使是宋代人文历史也不能例外。 
    后人据上述历史传说，写有《中国古代第三、四、五刀——龙牙、虎翼、犬神》的诗一首。现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夏桀操刀暴戾浓，三邪祭庙扮顽凶。 
    身含剧毒缠魔咒，汤举轩辕闪锐锋。 
    碎片封存荒野地，韩蕲起铸犬虎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