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来，其实应该感谢那些本不属于漯河的戏班和剧种的抢滩登陆，就是因为这漯河艺人本不太情愿的机缘，漯河这块土地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迎来了戏曲艺术的大融合。古语说得好：“和尚不亲帽儿亲，人不亲艺亲。”，都是在“十三块板儿”上吃开口饭，艺人们的互相照顾、互相交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是“罗”、“眷”戏艺人给那些外来的戏班打下手或者配戏，这些艺人也就从姐妹艺术中学到了新东西；而到了后来，打下手配戏的“罗”、“眷”戏艺人渐渐流露出了自己独有的艺术个性，并逐渐和其他姐妹剧种融合在了一起；特别从豫西、豫北流传至此的梆子戏，因其道白与当地的发音近似，声腔又有着共同的特点，“罗”、“眷”戏艺人很快就和他们融为一体，共同演出的同时互相交流，我学了你的，你也学了我的，渐渐也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分不出你我了，就这样，带有“罗”、“眷”特色的梆子戏出现了，唱戏的和看戏的共同给这样的戏起了个很让人自豪的名字：“本地梆”！当然，这自豪还体现在有时候把“梆”故意说成“班”，意思很清楚，漯河自家的梆子戏，漯河自家的戏班！
    “本地梆”也好，“本地班”也罢，总之，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梆子戏在漯河码头风生水起，并且是由“本地梆”占主导地位的。当时的漯河可谓是好戏连台，名家辈出，直到现在老百姓还耳熟能详的王文才、贾窝、李顺、“垫窝”（刘法印）、靳凤枝、曹喜、梁振启等大都是在当时漯河有名的“五班”、“四街”戏班中大红大紫的名角，而后来在豫剧界开宗立派的唐喜成先生当时在“五班”戏班中还只是“兵头将尾”，可见当时的漯河戏剧圈里真可谓是人才济济。关于“五班”、“四街”的来龙去脉，我将有另文详述，这里要说的“本地梆”不但是漯河戏迷的骄傲，同样也是演员的自豪，每当本地演员去别处搭班，被问及戏走哪一路时，当事者则会毫不谦虚地说：“本地梆！”问者便诺诺根据“本地梆”的戏路安排戏码。可见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本地梆”的名头还是很响亮的。
    就这样又过了很多年，“戏子”被尊称为演员了，戏班成为剧团了，许多唱戏的唱成艺术家了，戏剧舞台也成了真正的百花齐放了。大概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吧，已经于新中国成立时就被命名统称为“豫剧”的河南梆子已经走出了河南，风靡全国；人们发现，地域广大的大中原孕育出的河南豫剧由于其地域、声腔、演唱、保留剧目及舞台呈现的各具特色而是如此的多彩纷呈，剧目、声腔、表演在每个剧团都有着传承和发展。“本地梆”虽也适时应势融入了豫剧的大家庭，但它独有的漯河特色并没有因为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而灭失，并且因为陆续有外地演员如张岫云、徐艳琴、安金凤、刘梅英等的融入和流动而更加个性化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河南文化界开始研讨豫剧的流派，当时的戏剧理论家，时任省文化厅副厅长的冯纪汉先生根据流传地域、演唱个性和演员、演唱特点而把豫剧归纳为“豫东”、“豫西”、“沙河”、“祥符”四大流派，并得到广大文化界、戏剧界的广泛认可，至此，豫剧“四大流派”之说形成。而“沙河调”这个流派，就是因为活跃在沙河流域，最初由“本地梆”发展、演变，最终得名。
    说了这么多，在老百姓的眼里其实都不重要，老百姓看重的是他们喜欢的戏和喜欢的演员。新中国成立前后，豫剧界所有的名角几乎都在漯河码头留下过足迹，人民艺术家常香玉大师为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募款就曾在漯河义演，得到了漯河人民的大力支持和慷慨捐助。可见漯河这个地方不但爱戏、爱演员，更爱国。 
    戏给漯河带来了欢乐，戏让老百姓的生活有了味道，所以，老百姓就给了戏和唱戏的人极高的礼遇。信阳的一个茶农，为安金凤先生的戏所迷，每年新茶上市都要专程来漯请安金凤品尝，已历三代，从不中断。而刘法印自新中国成立前出走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重回漯河，街谈巷议的都是“宁看垫窝的光脊梁，不看xxx(一个旦角演员)的花衣裳”；人们听说当年的“小垫窝”回来了，不少热心的观众夜里睡在剧院门口排队买票，演出时竟挤倒了戏院的院墙；当字幕上出现了他的艺名“垫窝”，或是他在幕后叫声“来了”的内叫时，台下就会响起热烈的掌声。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漯河，以她丰厚的水润泽了戏的天籁之音，以她富饶的土地养育了一代代戏剧的“名角大腕”，更以她的博爱、包容培植出了一朵属于豫剧的艺术奇葩——沙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