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之后，董厥、樊建成为蜀汉的顶梁柱
   《三国志·蜀书五》是诸葛亮（诸葛亮之子乔、瞻，附于《诸葛亮传》）、董厥、樊建３人的传记。
    其后，可与蜀汉五虎上将比雄的义阳（今新野）魏延，加入刘备集团。
    诸葛亮死后，一向以为诸葛亮胆怯的魏延，意欲取而代之。但在内部权争中，魏延因方式不妥而被杨仪陷害谋反，被灭三族。《三国志·魏延传》云：“原延（魏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同心），冀时论必当以代亮（企望大家建议自己顶替诸葛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本意如此，不想叛变）。” 
    魏延为人孤高，深明大义，屡立战功，尤为诸葛亮所倚重。也许因为矜高涵养出他的叛逆性格，但“叛逆”与“谋反”是两回事儿。诸葛亮死后，魏延不甘心就此撤军，更不能容忍兵权落到自己的死对头杨仪的手里，是故擅自违背诸葛亮撤兵遗令，率军烧毁栈道并攻击杨仪。杀掉魏延，不但不是诸葛亮所愿，恐怕更不会是刘备所希望看到的。
    刘备器重魏延，不让张飞。不然，刘备不会任命魏延为“汉中镇远将军”，以致“一军尽惊”。
    汉中的战略位置对蜀汉而言，堪比关羽镇守的荆州。张飞本来以为，这样的活儿一定会让自己扛起来的。
    在新野，刘备完善了自己的人才结构。
    没有诸葛亮、董厥、樊建、魏延的相继加入，刘备集团会是个啥样子？
    难以想象。
　新野是蜀汉的策源地
    在新野，刘备赢得的第一位重要幕僚，不是诸葛亮，而是《三国演义》所说的“元直（徐庶）走马荐诸葛”中的徐庶。
    《三国志》中，没有徐庶传记，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两次提到徐庶。
    其一：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其二：俄而表（刘表）卒，琮（刘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樊城，在今湖北襄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曹操南征荆州，在２０８年；诸葛亮出山，在２０７年——“元直（徐庶）走马荐诸葛”怎么说，都是小说家的故事。
　但是，百姓相信小说家的故事。在传说中，新野沙堰镇西北白河东岸，就是“元直走马荐诸葛”的所在。
　百姓不但相信“元直走马荐诸葛”，而且深信《三国演义》中的火烧新野、水淹新野，并且把其附会在新野的大地上。
　其实，都是杜撰，都是于史无载。甚至火烧博望坡，也不是诸葛亮的初出茅庐第一功。火烧博望坡时，诸葛亮还在南阳躬耕；而且博望坡之火，只是刘备伪遁之前自烧屯营，非如《三国演义》所说先将曹兵引入埋伏圈，然后火攻。 
     但是，没了火烧水淹，诸葛亮照样可以“自比于管仲、乐毅”，甚至陈寿在《三国志》对他的赞许，比他的“自比”还高：“可谓识治之良才，管（管仲）、萧（萧何）之亚匹矣。”
    诸葛亮对形势的观察与对未来的判断，可谓精准：“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是刘备集团的建国大纲
    一个字，蜀汉能够建国，在“谋”。
    如果没有此“谋”，也许刘、关、张死得会很难看。
    倘若这样的话，刘、关、张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恐怕会稀松平常。
    倘若这样的话，新野的两棵桑树，也许就只是棵桑树而已。
    “关植桑”、“关宿桑”乃至“汉桑城”，也许将不复存在……
    今新野县人民政府对面的“汉议事台”，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为议论军国大事特意修筑的议事之堂。正是有了诸葛亮的加盟，刘、关、张才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才成为闪耀在三国历史星空里的大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