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４年，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１０岁小妞儿，在省会郑州二七广场附近的解放路一小上学。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比我大两岁的同学李媛媛拽着我问：“小鸾，有个活儿你干不？”我说：“咱小孩子家能干啥活儿？”她不慌不忙地给我介绍，她有个姓张的表叔，是敦睦路“金星剧院”的经理。因剧院设施简陋，大剧团不肯光顾。当时市面上的草台戏班里不乏好唱家，张经理的经营方式是，联系一些草台名角儿来剧院合作卖票演出。常言说红花也要绿叶衬，光有主角没有配角难成一台戏，张经理想出一个点子，自己找“跑龙套”的配合演出。成年人不好找，就找小孩子，他先找李媛媛商量，让她在同学中物色。在不误学习的情况下，只在夜戏中干两个钟头，充当一下“跑龙套”的，每个人的报酬是发给二斤半白面蒸馍，还会根据上座率分给数目不等的“红利”。解放初期，城里的大多数居民还在温饱线上挣扎，两个钟头的劳务，给这些待遇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李媛媛很快找到了加上她自己一共７个同学参加，“跑龙套”至少要８个人，只要我愿意加入，“招工任务”就完成了。
　　“‘跑龙套’是个啥活？”我问。媛媛回答：“‘跑龙套’就是戏台上那些打旗的。”“我不会，我害怕。”我说。媛媛继续解释：“咱又不唱戏，只跟着唱家跑跑转转就可以了。”我有些动心了：“那我回家问问俺妈叫干不叫。”李媛媛跟着我回到家，主动给我妈做工作。俺妈一听是去剧院唱戏，一口回绝：“咱不去，没听人家说‘鹌鹑戏子山里猴’，咱丢不起那个人！”李媛媛不急不火，像个“政工干部”，一口一个阿姨地说：“阿姨呀阿姨，听说你在街道上还是个老积极呢，眼下是新社会了，唱戏的叫文艺工作者，人人都高看。人家常香玉不是唱戏的？还捐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呢！况且咱只跑龙套不唱戏，有啥丢人的！”李媛媛硬是说服了妈妈。妈说：“好好好，阿姨年纪大了，思想落后，随你们的便，去疯吧！”
　　“跑龙套”是根据剧情出现的，演武戏时穿上红马甲，当个兵士；唱文戏时充当配角，当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用人或随从；唱包公戏时，我们当王朝马汉……
　　初次上场难免有“掉链子”的时候。记得一次法场杀人的戏，法官宣布将罪犯拉下去开刀问斩，罪犯早已被其他武士拉下场去，只剩下我这个佩着大刀的武士还站在舞台上愣着，忘了退场。我正不知所措，乐队那个“敲大锣”的给我使了个眼色，我才慌忙退到后场。按唱戏的规矩，在台子上出这样的差错是要扣工钱的，可那天还是一个不少地发给我二斤半白蒸馍。
　　时间长了，我们渐渐适应并爱上了跑龙套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很受张经理的器重和关爱。待遇上除了每晚二斤半馍外，一块多钱的“分红”也从不拖欠。当时我们每天两个小时的“跑龙套”，可供全家人天天吃白蒸馍。
　　那一年多的“舞台生涯”，那一段尘封了５６年的儿时记忆，至今令我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