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鲁（１８９５—１９６８），字广舆，巩义回郭镇干沟村人。１９１８年赴美国留学，获密苏里大学矿学院学士学位，又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读研究生，１９２３年回国。
    １９２３年秋，张仲鲁任清华大学教授。１９３０年，任河南大学校长。
    １９４２年（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发生举世震惊的大旱灾、大蝗灾，这场灾难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伤痛，至今令许多老人萦怀。
    当时，正值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蜗居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河南灾情。河南灾情是被外国记者报道后，中央政府才知，遂派大员赴灾区调查，张仲鲁即是河南省政府视察灾情大员。多年后他撰写了《１９４２年河南大旱灾片段》，以其在灾区的所见所闻，记述了那段悲惨的历史。文中所描写的当时灾民惨状，读后令人掩面唏嘘不止。
    据《１９４２年河南大旱灾片段》记录：１９４２年的河南三面环敌，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而未被敌人占领的豫西、豫南等一些地区又属极为贫瘠的山区。当年又逢大旱，麦收平均仅有二三成。早秋几乎全旱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种上，亦因雨不及时，播种太晚，禾苗纵然尚茂，但并不结实生籽。这次大灾遍及全省，没有一地幸免。而且祸不单行，夏秋之交蝗虫又复为害，漫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到田间，禾苗皆被吃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年夏天，蒋介石在西安召开军粮会议，决定当年军粮配额减为３５５万石。河南省政府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促军粮，一面视察灾情。这两项任务在当时被看作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河南人民迫切希望豁免军粮，减轻农民负担，而政府的最终目的无非是催缴军粮完成任务。不过，为了粉饰门面欺骗百姓，便把这两件事一道进行。我（指张仲鲁，下同）即是被派的大员之一，从洛阳出发，到荥阳、郑县、新郑、密县等县督促军粮。沿途我见到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还有扒树皮的。从郑州循大路南行，乞食逃荒的络绎不绝，景象凄惨。此时的灾荒仅仅是开始，但各县的情形已经十分糟糕。随后我又到了方城、宜阳、南阳等县视察救灾工作。途中所见到处是成群结队的灾民向南乞食逃荒，走不动的即倒毙在途。几个蒸馍即可换得一个儿童，其凄惨景象令人心酸。我在方城外见到有人市，一对夫妻因无法生活，丈夫便出卖发妻。分手时，妻对丈夫说：“我的裤子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换吧！”丈夫听后立刻与妻子抱头痛哭，说道：“我不卖你了，咱俩死也死在一起！”我在洛阳火车站附近见到一列火车进站，灾民争相攀登，不管多么危险都在所不计。火车行进途中开进涵洞，因车顶坐人太多，且超出涵洞高度，被洞口阻挡而纷纷坠地，顿时血肉横飞，摔死者不计其数。在古今灾情罕见的县份，人吃人的惨案时有发生。当时官府都以辖区发生人食人的惨案为不体面之事而讳莫如深，当然不会对此事进行调查，更不肯主动上报。有些人家，大人都已陆续饿死，仅余儿童流落街头。有的母亲已经断气，而食奶的孩子仍在噙着奶头吸吮哭泣……
    当时在各县虽设有粥厂，但“粥少人多”，供不应求。收容所成千上万的男女灾童大多面黄肌瘦，形似人体标本，饿死的人随地可见。由于省令县、区、乡、保自救，不准饿死一人，而县、区、乡、保长大多是出钱买来的官，为保其职位好大捞一把，故此对死者隐不上报，尸体胡乱掩埋，任狼犬刨食，白骨枕藉，血迹斑斑，臭气随处飘扬，惨不忍睹。而那些趁火打劫的坏人趁机诱拐良家妇女，用架子车载到洛阳再贩运到西安而不需任何本钱，只要管其一口饭便可卖到几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