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高人雅士的意识深处，菊花是人格的象征，他们将自身的价值取向投射到菊花上。在吟咏菊花的过程中，体验和感悟着人生。这种独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构成了中国式的人文精神。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殉道者的信仰
    在中国历代进步文人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特立独行的品质，守死善道的精神。它的产生，同中国文化的大传统有关。这种品质首先表现在坚持真理，不从恶、不同俗的行为方式上。与这种气质品性相比较，菊花也具有类似的禀赋。菊花独荣于秋天，不与百花争喧，自开致谢，花蒂始终长于枝上而不凋，铁骨霜姿，高洁隽逸。因此，人们常把菊花比作立身刚正，不趋炎附势的君子。而这样做的第一人，则首推屈原。

    屈原生当战国末世，作为楚国的三闾大夫，怀抱经世之才。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不忍目睹江河日下、土地日侵月削的现状，欲推行其贤人政治以救国难，却遭到令尹子兰等当权派的嫉恨，遭到流放。当时有人劝他同流合污以免祸，但他终不愿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尘垢”，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自命其品质高洁，最后投汨罗江而死，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为追求信仰而死的第一人。

    屈原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行为方式，对后世文人产生了一定影响，晋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明知与司马氏黑暗政治对抗不会有好结果，却仍然在所不惜，便可看作是此种精神的延续。至于明朝的方孝孺、清代的海瑞，公然与强权对抗，则更是此种精神的体现。

    当然，屈原对后代文人的最大影响，恐怕是一种精神的感召。人们敬仰屈原的为人和品德，同时也接受了他的爱好。从此菊花成一种崇高气节的象征，成为人吟咏不尽的对象。李白就以“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来表达他粪土王侯、傲视权贵的思想。同为唐人的吴履垒所作的《菊花》诗，则更代表了志士的一种精神追求：“粲粲黄金裙，亭亭白玉肤”，说明美德与生俱来；“极知时好异，似与岁寒俱。堕地良不忍，抱枝宁自枯”，则表达出贤才虽不遇于时，却不愿和光同尘，宁可以身殉道的高尚情操。

    和以上这些仁人志士相比，另有一类人物则可称为文化殉道者。他们往往生于沧桑巨变，文化命脉转移之时代，其安身立命之文化传统已面临时代风波的巨大冲击，然而他们并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以趋时，便用以身殉道的方式作为心灵归宿。近代学人王国维常被看作此类人物的代表。

    王国维学问渊博，兼通中西，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可惜生于风雨飘摇之时代，其所认同和安顿精神的传统文化理想已如明日黄花，渐行渐远。偏偏他又是一个清醒之人，深知时代之变化不可逆转，遂选择以生命来拥抱自己的理想。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迨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义尽也。

    这段话，即是对王国维悲剧的一种解释，也反映出处于时代裂变时期一批文化殉道者的普遍心声。文化殉道者的悲壮，恐怕更甚于理想的追求者。毕竟，理想的追求者是不乏同道，不乏知音的。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文人的傲骨
    在中国进步文人身上的那种特立独行的品质首先表现为不从恶、不俗，坚持理想等方面，它的另一种表现则体现在不与缺少诚意的统治阶级合作的傲骨上。这种行为不同于直面的对抗，而是在面对功名利禄的诱惑时，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和行为方式。

    历史上的伯夷就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孟子称他为“圣人中的清高者”。据孟子说：“伯夷眼睛不看丑恶的事物，耳朵不听不好的声音。不是他理想的君主，不去侍奉；不是他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唤。天下太平，就出来做事；天下混乱，就退居田野。施行暴政的国家，住有暴民的地方，他都不愿意去居住。他认为和不好的人相处，就好像穿戴着礼服礼帽坐在污泥炭灰之中一样。当商纣的时候，他住在北海海边，等待天下的清平。所以听到伯夷的风节，贪婪的人都变得廉洁起来，懦弱的人也都有了独立不屈的意志。”

    这种精神，与开于山村草泽的野菊之品格，有着某种对应关系。野菊不求闻达，却又无处不在，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文人便借物咏志，通过吟咏菊花，来表达自己的爱好。元人赫经《野菊》诗云：“安得老瓦盆，对坐浇古月”，表达出不愿为统治阶级所豢养，宁做一个心灵自由人的人生理想。明人陈宪章的《白菊诗》，则通过鲜明的形象赞颂了这种追求的崇高：“白菊偏宜素发，青山只对苍颜。咽罢秋香满腹，风吹不到长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回归自然，物我无间

    和积极入世的精神相反，中国古代也有一种消极避世的隐居思想，其主体即为隐士。中国隐士的出现很早，而把隐士思想发扬光大的第一人，当推庄子。

    庄子生活贫困，穷得有时揭不开锅，不得不向监河侯借粟，但他却不愿为官，屡辞富贵捷径。他宁愿作一个虽无用却也不为外物所伤的人，以尽其天年。因此庄子的思想，对中国隐士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些名人如汉朝的张良和三国时的诸葛亮，在成名前后都曾做过隐士，而东汉的严子陵则是千古隐士之代表。

    严子陵少年时代曾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做了皇帝以后，非常怀念这位同学，到处查访，希望他出来做官。但他却不愿做官，反披羊裘，垂钓于富春江上。严子陵的思想，其实和庄周是一脉相承的，“汝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天下已经安定，就更不必为富贵而做官了。这种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小，范文正公《严先生祠堂》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见仰慕之深。

    魏晋时期隐士思想与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的隐士，已经完全没有了早期隐士反抗现实、洁身自好的精神，反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某种点缀。而且他们身在朝廷，却标榜不以俗物累其心，对社会缺少责任感。随着隐逸风气的广受欣赏，隐成为一种社会时尚。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隐士的陶渊明，受到了众多人的喜爱，原因就在于他的身上，寄寓了中国文化关于“隐”的理想精神。既有道家返璞归真，追求自由的理想，又有儒家乐天知命、固穷手拙的精神。